迷失的“帝国”

　　文 余万里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2006年新年钟声响过，伊拉克战争也将迎来第三个年头。三年前，新保守主义为“9·11”之后陷入惶恐和不安的美国人民指了一条道：颠覆萨达姆政权，植入民主之花，改造中东伊斯兰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美国抛开联合国的授权和国际社会的非议，用武力推翻他国政权，以自己的意志和模式改造了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主权国家。这是一条披上了民主

　　三年后，美国的“帝国之路”已经迷失在伊拉克的浩瀚沙海之中，虽然帝国不会轻易言败，美国的实力和霸权也不会因此而受伤。随着伊拉克大选和民主化程序的顺利展开，越来越多的伊拉克新军和警察部队投入工作，布什甚至可以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体面地宣布“胜利”。但是，体面的“脱身”并不代表真正的胜利，新保守派的理论家们为美国设计的“改造中东”的雄伟规划已经走到了尽头，“帝国之路”走不出伊拉克战争的泥潭。

　　首先，民主化如何消弭激进主义政治，依然是一个有待实践证明的理论问题。美国带给伊拉克的民主只是一套政治游戏的规则，这套由选举和责任政府等形式组成的规则可以把伊拉克各派从街头的武斗拉入议会大厅的文斗，但是规则本身无法解决伊拉克政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从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民主规则没有消弭国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局面，只不过是用民主的形式再度凸现了矛盾和对立。

　　现在的问题是，民主的议会大厅能不能装得下具有近百年激进主义传统的伊拉克政治？在大选之后，伊拉克将围绕议会席位的分配、总统总理的产生和内阁的组成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展开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这是对民主大厅牢固性的严峻考验，矛盾与冲突一旦突破民主规则的篱笆，伊拉克必然回到激进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其次，在反恐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问题上，美国已经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对以本·拉丹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稍有了解，就会发现，拉丹发动的反美恐怖主义的原始动机是要把借着1991年海湾战争的机会侵入伊斯兰世界的美国势力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存在玷污了伊斯兰世界的纯洁性。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恰恰是要让美国的力量更多、更深地介入中东，这就落入了拉丹动员和发动伊斯兰世界反美的意识形态圈套之中。

　　美国和布什政府无路可退，因为美国的退缩必然被拉丹们看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胜利，从而助长更多的反美恐怖活动。然而，只要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介入愈深，拉丹的反美恐怖主义就越愈发具备号召力。在美国的反恐战略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迎头碰撞的情势下，作为一个帝国，无论多大的牺牲和代价，美国都只能硬着头皮顶住。

　　最后，美国如何维持“帝国化”的伊拉克战争，这是对美国自由民主体制和国民性的重大考验。美国人在本性上拒绝帝国的观念，因为这个国家是在反抗殖民帝国的斗争中诞生的，其立国的理念中就包含了对压制个人自由的帝国体制的抗拒。建立在尊重和保护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美国分权和制衡的政治体制，也为美国人抵制帝国的诱惑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伊拉克战争的“帝国之路”产生于“9·11”事件的特殊背景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道路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遭遇质疑和挑战。单从美国的国力角度看，美国人并非不能承受平均每天2名士兵阵亡和2亿美元军费开支的代价，但当这条“帝国之路”越来越多地遭受民众的质疑和国会反对党的攻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帝国之路”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在2006年的新年钟声中，小布什还在为他的伊拉克战争而奋斗。未来的一年将是其“帝国保卫战”的关键一年，因为美国为伊拉克谋划的“三步走”民主重建已经走完了全部程序，期待这棵民主之树开花结果。对于一个帝国而言，从事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民主实验，一年的时间也许是不够的，但是美国人似乎并不具备承担帝国责任的耐性和素质。美利坚帝国在“民主之花”盛开之前，就已经迷失在了茫茫黄沙的伊拉克和中东政治之中。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