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外来人员第二代”犯罪

　　综治前沿

　　高雪松 本网记者 李松 见习记者 范玲莉

　　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孩子是我们的未来”的时候，也许我们忽略了还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与同龄人一样享受来自父母的关怀和引导，也许就是

　　辍学导致社会感缺失

　　朝阳区检察院监所处副处长翟建强向记者介绍，按照目前的情况，被称为“外来人员第二代”的这群未成年人，一般是指随父母来京时间在三年以上的未成年人。“‘外来人员第二代’犯罪已经直接关系到城市建设和首都稳定。”

　　“‘外来人员第二代’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翟建强拿出厚厚一叠资料，进一步解释，“他们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高达64%，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也有27%，高中文化程度的只有9%。”

　　“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来京时间在3年的占一半以上，并且呈现出来京时间越短犯罪率越高的趋势。”翟建强认为，“外来人员第二代”中的未成年人犯罪跟他们从小缺乏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在内的各种规范行为的引导有直接关系，“有50%以上在14岁前有过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如打架、偷窃等；全部有过辍学经历，辍学平均年龄也是14岁；另外，经常上网吧的占73%之多，且有过不回家的经历。”

　　记者在翻阅资料时发现，这些孩子在辍学后有一半以上长期处于无业状态，有过工作的也主要限于缺乏稳定性的服务行业，使得他们从小就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

　　出租房屋附近犯罪多发

　　当前，外来进京人员连年呈增长趋势，一方面刺激了城市的餐饮、房产及其它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不稳定生存状态也成为很多犯罪甚至恶性案件的诱因。对此，记者采访了朝阳区检察院研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犯罪的调研室主任傅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犯罪的特点非常有规律，”傅强介绍，“案件多发于未成年人住所附近，住所全部为租住房屋，并且绝大多数在近郊外来人口聚集地。”“犯罪动机非常简单，很多情况下就是为了弄点钱去玩而犯罪，甚至不乏为上网吧玩而犯罪的。”

　　记者通过对这28名未成年犯发放问卷了解到，“外来人员第二代”的家庭教育基本呈现“空巢化”状态。被调查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全部都是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员，如小商品买卖、保洁员、水产生意等，工作时间较长，基本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大多数家庭生活非常不稳定，36%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换过4所以上的学校。

　　在这些未成年犯填写的自身评价中，记者看到很多都是“不爱学习、控制力差、没有主见、不懂法”。至于他们的教育情况，更令人堪忧，多数未成年人在民办学校就学，如外来人员子弟学校，师资水平与主流教育水平有一定差距，也没有法制副校长参与法制教育。

　　防控缺位引发多方思考

　　“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犯罪防控中，长期以来都采取的是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预防体系，通过多方的协调来共同关注可能存在的犯罪风险”，朝阳区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审控组负责人郑思科介绍，“然而，在实践中，这种‘三位一体’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

　　郑思科认为，应当加强犯罪的早期干预，即建立以居住地社区组织为核心的，有驻京办事处、用工单位、司法机关、法律援助律师、社区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的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改造协调工作机制。

　　“在组织协调上，已经有专家学者呼吁，应当成立一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办公室，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执法机构行使其权力，而不能依附于某一个相关部门的旗下。通过设立外来未成年人信息管理、职业培训、法制宣传教育、社会帮教、安置等工作机制及时掌握情况、及时协调解决。”

　　他认为，在社区管理上，改变目前以治安防范和出租房屋管理为主的控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化。实行居住地人口互动治理，按比例配备流动人口身份的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党组织成员，鼓励增建各具特色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如同乡联谊会、同业协会等组织，将外来人口的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整合起来。

　　在学校防控上，在提高民办教师素质的同时，加强政府与学校的联络，为未成年人教育提供稳定和持续的支持，如在学校开设职业培训课程，为这些学校派设法制副校长等，帮助他们克服青春期的各种困难、职业选择以及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市场过渡期间所碰到的困难。

　　在完善立法上，加强对家长、学校的制约。可以制定专门的养育法或在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有关内容，强制父母采取行动对孩子负责。同时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法律，以便学生在被学校除名时得到有效的监督管理。

　　（责任编辑 郑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