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 风雨五十载的劳动法情怀

　　专访

　　在北京西郊世纪城人民大学的宿舍楼里，关老的家中总有一些特殊的访客———喊冤叫屈的普通劳动者。有时来访者挤满了一屋子，关怀教授不仅负责接待，还经常管饭。几十年来，他无偿地声援和帮助过的人，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于怀清

　　2005年11月底，两位风尘仆仆的东北铁路女工，怀着焦虑的心情，再次踏进关怀教授的家门，因为违规内退迟迟得不到纠正，她们再次来首都求助。自从在央视《今日说法》上结识了关老以后，她们已多次与这位给她们信心与力量的老人见面了。

　　在劳动法学界，关怀教授的知名度无人可与之比肩。尤为可贵的是，年近八旬的关老，如今仍然活跃在为工人权利鼓与呼的第一线。

　　沧海变桑田初衷不改

　　1999年。人民大会堂。中国法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

　　会场气氛凝重而庄严，当44位法学家被宣布获得“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五十周年荣誉证书”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作为我国劳动法学界惟一一位获奖专家，关怀教授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手中接过了烫金的证书。

　　“一生只干一件事”，这是许多自谦而坚定的专家所信奉的箴言。

　　关老一生所钟情的是劳动法学。

　　说起自己与劳动法的缘分，关老回忆说：“当年人民大学要建立新型的正规大学，前苏联的大学是我们的模式。那时，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劳动法。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权益应该得到维护。我认为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尽管当时我正担任民法教研室的领导，还是毫不犹豫地转向了劳动法。”

　　关老回忆道，解放初期，无论在学科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劳动法都非常受重视。但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把重点放在了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上，忽视了对工人权利的保护，劳动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冷落。

　　这冷落意味着金钱和声誉的减少，当初追随关教授的人许多都转行从事更热门的法律研究去了。而关老这杆劳动法学界的“老枪”却矢志不移地坚守着自己亲手开垦的“处女地”。他坚信：“劳动法是第二宪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虽然暂时不受重视，但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55年的时光，关老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选择，亲历了劳动法从无到有，从受重视到受冷落，再到复兴的过程。在这起起落落中，关老的劳动法学思想也日臻成熟。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关老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人生重任。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不仅在校内，而且在校外都留下过他辛勤的足迹。除担任人民大学教授外，他还兼任了南开、山西财经大学等高校的教授，还一度担任原中国工运学院劳动法学系主任。他曾经无数次应邀到京外开展讲座，尤其是劳动法颁布、工会法修改后，他的日程表上，更是排满了一场场的专题报告。

　　关怀教授曾应邀到美国夏威夷大学、韩国汉城大学以及我国台湾的政治大学讲学，将我国劳动法的精髓传播到海外。

　　除教学外，关怀教授一直坚持著书立说，他主编的《劳动法学》成为全中国第一本劳动法教科书，改变了以前只有油印的、零碎的教材，没有统编教材的局面。该教材是我国劳动法教材的开山之作，前后印刷达十三次之多。他在系列教材方面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精力，为改革开放后劳动法的振兴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他创立的许多劳动法概念和理论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些关系的法律”，这一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劳动法”概念正出自关老之手，并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法学辞典》等各项著作中。

　　正是一生对劳动法教学与研究孜孜不倦的努力，1992年，关老获得了国务院授予的特殊贡献专家奖金。2004年12月，获得中国法学会劳动法十周年劳动法学理论研究杰出贡献奖。

　　走出象牙塔深入调研

　　关老从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而是置身于劳动法的实践。

　　从他2005年的日程表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老人活跃的脚步。

　　6月，福建福州。参加部分城市劳动争议审判实务研讨会并在会上做报告；

　　同月，四川成都。参加工会城际间维权联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并讲话；

　　8月，吉林延边。应邀参加劳动合同法草案审议，作会议发言；

　　10月，上海。参加中国法学会劳动法年会，发表论文；

　　11月，浙江义乌。出席胡锦涛同志对义乌工会工作经验批示一周年座谈会。

　　值得称道的是，作为学者，他曾连续七次出席工会代表大会，作为列席代表、代表、特邀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倾听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声音，并对事关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发表真知灼见。

　　能够连续多次参加这样的大会，这在学者来说是少有的。不仅如此，自1981年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伊始，关老一直担任着全总的法律顾问，其间他参与了劳动法制定、工会法修改工作，以及其他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起草工作。

　　深厚的学养和对劳动者的热忱，使得关老对维护职工权益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感的洞察力，从他对义乌模式最早的肯定就可见一斑。

　　浙江义乌，我国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市场经济在这里得到长足发展，该市90%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和外资企业，劳动关系复杂，工人权益维护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义乌市工会成立了工会维权协会，开始对工会维权新模式进行探索。该协会召集方方面面专业人士，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协会成立伊始，这一探索就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质疑。维权协会的出路何在？一时间，义乌市工会陷入了迷茫。

　　而义乌维权模式却引起关老的浓厚兴趣。他在海南讲课时，专门抽时间听取了义乌市工会的情况介绍，然后毫不犹豫地说：“值得肯定，工会就应该管维权。”

　　2002年，义乌市工会专门请关老来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他再一次对义乌模式给予了称赞。关老的赞扬极大鼓舞了义乌市工会，他们将维权协会的工作模式制作成光盘广为散发。关老还欣然在光盘上题写了“工会维权义乌模式”8个大字。

　　2004年11月新华社记者在一份内部参考上报道了义务模式，胡锦涛总书记阅后批示道：“义乌模式，值得研究，发挥了工会维权职能。”如今，义乌模式已在全国成为工会维权的典范。

　　代言劳动者情系劳工

　　关老对劳动者的关切，不仅局限于高层的、理论研究的层面，而且也是基层的、具体的。他或为劳动者指点迷津或发表评论为工人呐喊助威，甚至亲自出庭为他们代言。

　　在北京西郊世纪城人民大学的宿舍楼里，关老的家中总有一些特殊的访客———喊冤叫屈的普通劳动者。有时来访者挤满了一屋子，关怀教授不仅负责接待，还经常管饭。几十年来，他无偿地声援和帮助过的人，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北京一家宾馆的68位工人至今难忘关怀教授的帮助。1993年，这家宾馆由于产权人的变动，致使一些工人失业了。工人愤而起诉，但经过劳动仲裁和法院诉讼，工人们还是输了官司。

　　万般困顿之下，工人们慕名找到了关老，当时年近七旬的老教授不假思索地接下了这个难啃的硬骨头。为了解案情，他曾三次参加工人们的座谈会，聆听他们不幸的遭遇。然后亲自在报上撰写评论，亲自组织材料并报送到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人大，还为此案组织了两次专家研讨会。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重审。历经8年，12次裁决。此案最终工人们取得了胜利。回忆当年的案子，关老至今难掩兴奋和愉悦之情。关老告诉笔者，像对待其他案件一样，虽然他本人是一名注册律师，但代理此案他未向工人们收取一分钱。他说：“如果此案要收费的话，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这68名职工牵动着多少亲戚朋友的心呢？我作为一名劳动法专家，怎能不为此揪心呢？”几年过去了，获得胜利的工人，仍然感念关老对他们的帮助，一说起当年与关老的交往，打开的话匣子就很难关上。一位工人说：“关教授对工人的恩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是当代的施洋大律师。”

　　通过关注每一个具体案例，关老的声音和脚步，早已跨越了校园围墙，受益的不仅仅是莘莘学子，还有祖国各地的普通劳动者。

　　（责任编辑：奚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