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穷山村（社会传真）

　　破旧的厨房里灯光昏暗，灶台上，一个缺了瓷的茶缸子里，竖插着八九支牙刷，围着缸沿排成一圈。近日，在搭车走过唯一一条通向外界、据说有303道弯的盘山路后，记者来到粤西的这个小山村，见到了小钟。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放假在家，本来不大的空间里，大人、孩子穿梭进出，再加上记者一行两人加入其中，显得热闹，也略显局促。

　　小钟在家里排行老大，出生于1980年。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还有6个弟妹，最小的

　　记者记得自己小时候在家乡读书时，班上几乎所有人都是独生子女，即使有例外的，那也只是上面有哥哥或姐姐。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按照推断，1980年左右及以后出生的人，一般都是独生子女，下面不大可能有弟妹。但在这里，记者感觉到，交通不便、观念保守、生活贫困的偏远山村，实际上是当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盲点。

　　小钟的父母告诉记者，当地的传统观念，怀孕了都是自己的骨肉，总会千方百计地生下来抚养大，怎么也舍不得打掉。而在避孕环节，当年他们这里宣传的主要方法是结扎。但农村里的观念，总怕出现丧偶再婚的风险，到那个时候，如果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如何改嫁、如何再娶？即使夫妻完好，为防已生的孩子出现什么变故，农民们也难以接受“一扎了之”的避孕方式。而当时，避孕套、避孕药等对于他们这里的农民来说，成本还是过大。

　　从小钟身上，记者看到，严重超生的家庭，经济负担的沉重是难以想象的。

　　小钟1999年考上南京大学，在这里非常难得。进校幸逢国家推行助学贷款政策，大学4年共15000元的学费，他是通过贷款缴纳的。但2003年毕业后，他却没有按时还款，家里后来陆续接到银行的催款通知书。直到现在，他也只是还了其中的第一笔，即5000元。

　　“现在社会上都说大学生的诚信危机，其实，谁想背着债一辈子？我们不还款，有很多苦衷，实在是一时还不上。”小钟情绪有点激动。

　　适逢第一年大学扩招，那一届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大大提高。上了名牌大学的小钟，就业心态又不是太务实，要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着实比较难。他先是签约到一家银行，但第一年要做前台出纳，工作繁重、收入少、风险又大，做了几个月，他跳槽了。后来将近两年里，他换了几个工作，大部分时间处于失业无收入状态。直到去年，他才考上东莞的公务员，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那你以后可发达了。”记者半开玩笑。他摇摇头，“其实这两年，我还是有些收入的，但这么多弟弟、妹妹，上学都要花钱。我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了，自己也就是刚够维持生活，哪还有钱还贷款。”他算了一笔账，一个弟弟还在读大学，每年要4000多元学费，一个妹妹读卫校，每年也要4000多元，另外还有他们的生活费。再下面两个，一个当兵、一个打工，基本上不用负担。最小的两个读小学，加在一起每学期要交将近1000元的书杂费。

　　山区可耕种的土地非常少，小钟的父母靠种点水稻、香蕉，收入也仅够维持温饱，孩子上学的负担，除了亲戚朋友接济以外，大部分都压在了小钟身上。还好现在的收入稳定了，小钟表示，自己有了积蓄后，一定会尽快将读大学的贷款还上，否则利息越来越多；再说，“国家贷款给我们读书，我们也不能没有良心。”

　　《华南新闻》(2006年01月05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