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随
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日记》作者东史郎，于1月3日上午11时45分在日本京都府与谢之海医院病逝，享年95岁。
1937年8月入伍的东史郎，曾作为日军战士参加了侵华战争。战后，他出版了《东史
郎日记》，记录日军侵华的大量事实，特别是南京中山北路日军残杀中国同胞的史实。他作为曾对中国人犯过罪的人，曾7次到南京谢罪，向中国人民忏悔，表现出不忘历史的高姿态。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东史郎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战争的记忆：“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情景、战争的罪恶”。但是，在罪恶面前，一本《东史郎日记》显得太过单薄，无法承受历史之痛，可我们对于记忆的记录和保卫工作却做得远远不够。2005年4月7日《竞报》报道：南京市利济巷2号———亚洲最大的日军“慰安所”的拆迁工作正在悄悄进行；2005年11月24日《华商报》报道：某幼儿园组织小朋友拍穿和服持军刀的日本武士照片。日本一些右翼政客更是津津于篡改历史，汲汲于颠倒黑白。国内有人无意识地回避这段历史，国外有人故意歪曲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其敏感性和特殊性，遗留给我们不少问题。
东史郎走了，这应该加剧我们的危机感：当历史见证人慢慢走远、越来越少时，我们对历史该承担什么责任？在来自非常珍贵的“活史料”的记忆消失之前，我们能不能留住更多的真相和接近真相的证据？60多年已经过去了，鲜活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稀少。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呼吁人们：不仅要拯救自己，还要为后代做见证。犹太作家维瑟说过：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拒绝遗忘，铭记历史”，这已经成为普遍的观点，但是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不但没有产生自己的“纳粹猎人”，也没有产生一个健全的民间或官方组织，专门负责书写记忆和保卫记忆方面的工作。单靠王选、张纯如和一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个体书写”，怎么可能完成翔实的“记忆考古工程”？李秀英、东史郎等历史亲历者相继病危、去世，在时间带走亲历者之前，我们应该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像东史郎那样，如实地写下“善和恶”，保卫我们的社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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