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美国“游说大鳄”掀起国会风暴

　　2006年1月3日，美国游说业“教父”杰克·阿伯拉默夫认罪伏法，承认他在2000年收购佛罗里达州圣克鲁兹海上赌场时犯了诈骗罪。同时，他同意与美国政府合作，协助司法部对国会议员及工作人员进行的贿赂调查，供认名字。阿伯拉默夫的倒台不但揭开了国会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桩丑闻，也为众说纷纭的美国游说业存废提供了一个最新脚注。

　　曾几何时，在好莱坞拍过两部电影《红蝎子》及续集的阿伯拉默夫在华府也是叱诧

　　一反循规蹈矩的风格，虽然成就了阿伯拉默夫，也为他的沉沦埋了伏笔。

　　美国25年的游说大案

　　阿伯拉默夫能成为呼风唤雨、手眼通天的超级说客，原因之一是他和美国的权势人物们有着深厚的交情。根据美国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的一篇报道，阿伯拉默夫自小对保守派理念情有独衷。198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通过竞选赢得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下属的大学共和党联盟的主席职位，开始和许多未来的共和党及保守派要员建立联系，后来这些人发迹后，便成为阿伯拉默夫作为游说者的“关系网”基础。1994年共和党成功控制国会众议院后，他凭着与参、众两院的首脑纽特·金里奇和汤姆·迪莱的关系，开始了游说生涯。创业伊始，迪莱当时的新闻秘书斯坎伦就在媒体上放话，称阿伯拉默夫有门路， 在迪莱目前说得上话。2000年斯坎伦离开国会，也进入了游说业，不过是以公共关系咨询专家的身份开展工作。

　　让阿伯拉默夫和斯坎伦身败名裂的是美国印第安部落赌场的游说事务。1988年美国国会允许印第安族部落免税开办经营赌场生意。为了继续保持免税地位，不让竞争对手在邻近地区建新的赌场，这些部落在华盛顿大把撒钱。路易斯安娜州的一个赌场，年营业额超过3亿美元，仍然负债累累，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经调查发现，这个赌场一年中要花1千6百万美元给阿博拉莫夫和斯坎伦作为游说费用。

　　因为在政府高层有内线，阿伯拉默夫以高达市价10倍的价格，将客户从竞争对手中拉走，引起了对手的注目。在2003年秋天，一位竞争者同媒体联系。2004年3月《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最终导致了政府执法部门的大规模调查。

　　根据美国政府起诉斯坎伦的法庭文件，阿博拉莫夫虽然有自己的公司，但将拉来的印第安族部落客户推荐给斯坎伦，然后两人均分利润。印第安族部落客户不知道阿博拉莫夫和斯坎伦的私下交易。单是从2001年3月到2003年5月，两人从经营赌场的路易斯安娜州的印第安人手中就收取游说费用3千万美元，两人各得纯利润近1千万美元，而从各印第安族部落收取的游说费总额超过8千万美元。

　　作为游说成本，他们给议员、政党和全国政党大会捐款，支付议员的一些旅行费用。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5年10月31日公布的数字，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阿博拉莫夫的政治捐款和游说费用超过440万美元。2000年，阿博拉莫夫曾买单邀请迪莱到苏格兰打高尔夫球。迪莱因被指控洗钱及曾接受去海外打高尔夫球，于2005年9月遭起诉而被迫卸下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一职，现在仍在等待法院判决。

　　阿伯拉默夫于2006年伊始不得不低头认罪。他的两名同事也早已认罪。国会成员与说客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对于美国公众来讲，一个让人担心的势头是目前涉及国会议员腐败的几桩大案――包括11月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兰迪·坎宁汉(Randy Cunningham)受贿案、阿伯拉默夫游说案――都是先由媒体曝光后，才有司法机构介入的。

　　“就涉及的金钱数目、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阿伯拉默夫案应当是近25年以来最大的游说丑闻。”美国保守派的反腐败组织司法观察主席汤姆·菲盾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旋转门”现象导致美国腐败

　　“游说是民主社会的功能，但是精英特殊利益集团及大量资金的卷入改变了其本来面貌。”克莱格·霍尔曼博士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霍尔曼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非营利组织 “大众公民”的专家，负责监督国会事务。

　　2004年，美国用在游说联邦政府上的费用是21亿美元，竞选总统和国会议员的费用更高达30亿美元。其中，医疗卫生行业的游说花销以3.25 亿美元居各行业榜首；紧随其后的是科技和金融服务业。

　　让霍尔曼感到十分不安的是日益加速的“旋转门”现象。在美国，很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以及私营企业的老板随着换届选举或退休，经常是前脚离开政府，后脚立即踏入私营部门；或者从私营部门跳进政府。这种一会儿是参赛者，一会儿是裁判的角色转变涉及到两者的利益冲突，因此非议颇多。著名的例子有美国副总统切尼，他过去是哈利伯顿石油公司的总裁；另一个就是达琳·珠云，她曾是负责美国空军采购的国防部高官，后来跳到波音公司任副总经理。这些人时常被人批评在政府任职时曾对他们先前或以后的公司采取了偏袒的态度。

　　从国会跳到游说行业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根据霍尔曼参与执笔的关于“旋转门”现象在2005的年度报告，自1998年以来，43%离职国会议员在经过一年的法定回避期之后，都进入了游说行业，成了说客。

　　“阿伯拉默夫丑闻和现在共和党同时掌控白宫和国会并没有必然关系，”司法观察主席迪盾强调说，“民主党执政时，也有游说丑闻，尤其是涉及非法来自外国院外游说集团的政治捐款。”

　　一系列涉及国会的丑闻，大大降低了国会成员在公众眼中的形象。根据美联社和艾坡索斯12月8日联合公布的民调结果，有65% 的人对国会议员的表现给予负面评价。对国会的负面意见可以和1993年12月的结果相比。

　　解说美国民主制度：游说不都是唯利是图

　　菲盾认为游说对美国民主制度来讲是不可或缺的。他说，“选民有会见议员、反映其问题的权利。”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人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有权要求政府纠正或赔偿。它保证了游说的权利。但现在很多从事游说这一行的人，不是受到冤屈后进行“事后”游说，而是为预防“冤屈”发生，越来越多地进行“超前游说”。

　　“利益集团和个人都希望法律对自已有利，因此他们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尽力施展自己的影响。当在权利受到挑战时再想找政府补救，往往为时已晚，因此他们现在想先行介入。”美国知名的游说研究专家杰夫理·伯恩堡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

　　伯恩堡是福克斯电视台评论员，在《华盛顿邮报》上开有专栏《K街秘闻》，点评美国首府华盛顿K大街长盛不衰的游说业。他在1992年出版的《游说者》是当年的畅销书。

　　伯恩堡指出，游说并不是美国独有的政治景观。在欧洲，尤其是布鲁赛尔，游说都比较常见。不过美国游说更突出，而且成效明显。

　　“我认为游说是在政府面前进行专业鼓吹。游说并不都是唯利是图的。有许多不属于任何公司的游说者，但同时也有很多游说组织。”伯恩堡说。

　　“游说者涉猎的范围多种多样。有以钱铺路、花天价请大腕说客影响立法过程的，也有为学生或改善教师待遇进行免费游说的，不能以偏概全。”《国会之眼》(Capital Eye)主编科特妮·玛别欧丝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国会之眼》是美国专门监督政府和国会腐败行为的独立智库“敏感政治中心”出版的刊物。

　　游说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在美国由来已久。问题是现在随着游说高度职业化、商业化的趋势日益严重，甚至有让贿赂制度化的趋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政府事务及竞选募款改革专家汤姆·曼恩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指出，“政客和说客有时会滥用职权，牟取私利。”

　　对于如何解决暴露出来的美国游说丑闻问题，各位专家见仁见智。

　　霍尔曼博士觉得可以借鉴康涅迪格州的竞选募款改革经验。以2005年3月该州州长约翰·罗兰因接受承包商提供的免费旅游和房屋更新服务而锒铛入狱为警示，12月1日，康涅迪格州通过了美国最严格的竞选募款改革法，并建立了一个公众资助的竞选制度。该法案规定每年由政府拨款1千7百万美元作为政治竞选基金。为了减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法案禁止竞选者接受游说者或州承包商的政治捐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州范围内规范所有竞选活动的法案，将于今年12月31日生效。

　　“康涅迪格州的经验具有革命性意义，可以在全国推广。它不让私人资金进入竞选过程，禁止让政府官员接受政治捐款，切断了金钱和政治回报的脐带，而且解决了在现实中政治捐赠和贿赂不容易划分的问题， ”霍尔曼说。

　　在现行制度下，游说者可以向国会议员捐款，作为他们的竞选资金是合法的；但如果要求议员在制定法案时，给予政策优惠，则是行贿，属于非法。理论上容易理解，但现实中，到底政治捐款对国会议员所作的决定有什么影响，往往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我不相信康涅迪格州的竞选募款改革行得通。我认为康州的决定限制了言论自由。游说者应该有捐款的权利。”菲盾则对康州的作法表示反对。

　　“让纳税人承担竞选费用看起来很好，但不切实际。我认为选民不会为参与竞选的政客买单，”伯恩堡也直截了当地评价道。

　　竞选募款改革专家曼恩认为康州的经验没有指导意义是因为“国会不会同意公共资助的竞选基金计划”。他认为现在的总统竞选公共资助计划面临崩溃的危险。公共资助资金提供的钱不够多，对使用额度限制较大，很多总统候选人都不愿意接受政府资助，宁可接受社会捐款。如果国会不修订现行的总统竞选公共资助方案，那么所有角逐总统宝座的人都会选择自己筹款。”

　　在禁止政治捐款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霍尔曼认为可以动一些“局部手术”，规范游说业。比如取消离职的国会议员随便出入国会的特权；禁止游说者向他们要游说的政府部门官员直接捐款或间接替他们拉赞助；规定政府官员要离职两年后才能进入游说业，而且在这两年中，前官员们不仅不能亲自出面与国会成员见面，也不能在幕后进行游说策划。

　　(粟德金，《华盛顿观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