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 《楚辞·渔父》

　　《渔父》是楚辞中一篇内容和风格都十分独特的文字。作品通过屈原与渔父的对话，一问一答，既充分展示了屈原的内心情感世界，又精到地阐释了一种透彻的人生哲理。于是，有人共鸣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绝，赞叹屈原的高洁;有人感悟于“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变通，钦佩渔父的机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短短的篇幅，便足以引人深思。

　　而我每读《楚辞·渔父》，心情却总是矛盾的。在我看来，以屈原当时之地位与才华，本该在楚国大有一番作为，为何却早早地便自我了结了生命?这真让人扼腕嗟叹不已。然试想一下，彼时、彼地、彼人、彼事，屈原倘不投江，他还有别的路吗?我不知道，圣人是否果真可以不拘泥于任何事物，而能够随世事一起变更。因为古人虽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但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二者孰为圣人，则恐怕不仅要因时因地，更要因人因事而定。

　　譬如汪精卫，最后反蒋反到日本人那里去了。此正值中国分崩衰落之时，日寇侵华猖獗之际，他当上了伪满政府的主席。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识时务者乎?俊杰乎?非也!其实际上乃国人所不齿之汉奸卖国贼，跳梁之小丑者也。

　　拥立南明小朝廷的史可法，虽面临奸党乱政，皇帝昏庸，南明小王朝风雨飘摇，可他临危不惧，拒绝围城清将多铎的劝降。高呼“我大明臣子，安能卖国求荣”而慷慨赴死。史可法之死，当然既未能挽救明王朝的覆灭，也未能阻挡住清王朝的建立。其“不识时务”如斯，却为后人追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典范，忠勇节烈，青史留名。此因时因地不同，性质不同，不识时务者亦俊杰也。

　　再譬如，同为清朝遗老，抗拒民主革命，顽固迂腐。然而张勋顽固，上蹿下跳搞满清复辟，可恨可笑，反动愚蠢之极;王国维迂腐，背着大辫子投湖寻死，可惜可叹，毕竟一代宗师。此因人因事不同，“凝滞于物”者亦有所别，前者顽固反动，属螳臂挡车之流。后者虽失之迂腐，但也算是一种气节，不乏可敬之处。

　　现在我们来看看屈原，有人说，“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这个道理屈原没有懂;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个浅显的道理，屈原还没有懂。所以屈原感到天地之大，竟无他容身之地，只有葬身鱼腹之中。”但是，倘若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屈原想一想，其时其地，其人其事，除了投江自尽，恐怕他确实也别无选择。附和楚怀王?是为佞臣;忤逆楚怀王?是为罪臣;投奔他国?是为叛臣;推翻楚怀王?是为逆臣。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为臣不忠不义，又何以安身立命?屈原陷于此绝境里，不死又能何为?他如果不赴湘流，“蒙世俗之尘埃”定然在所难免。设若当时屈原依了渔父之话，在当时“世人皆浊”的情况下，参与推波助澜的话，那么，此屈原已非彼屈原也，可能我们今天也就吃不上粽子了。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之一。所以，做人要有一个一般的原则底线，这个一般的原则底线就是特定社会对人的正、反规定性。坚持了这个一般的原则底线，就会被社会所肯定;违反了这个一般的原则底线，就会被社会所否定。但具体到个人来说，由于所受教育、信仰和道德修养等的不同，每个人对自己的原则底线要求又是不同的。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情高志洁，他做人的原则底线就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人格。倘若以一般人的道德底线来衡量他，固然会觉得他过于偏执或者迂腐，有其不可取的一面。但别忘了，屈原就是屈原，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

　　“不凝滞于物”也好，“能与世推移”也好，作为一个人，无论高尚还是平庸，总归要有一个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绝不能像今天的有些人所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守住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成功固然可喜，失败犹自可嘉。而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失败当然可耻，成功亦不足训。事实上，“不凝滞于物”，关键在于你对“物”的准确把握;“能与世推移”，关键在于你对“世”的正确认识。离开了这种准确把握与正确认识，你不唯一准地当不成圣人，恐怕更多的倒是做了跳梁小丑。

　　作者：苑坪玉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