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走了 但他把真相留给了世界

　　▲1月4日，一位参加“东史郎先生追思会”的南京市民向东史郎遗像献花。新华社发（郎从柳摄）

　　专题：东史郎病逝

　　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门前。时年86岁日本老兵东史郎虽败诉而无悔：“我活不了几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2006年1月3日，东史郎病逝。

　　60多年前，他与其他侵华日军一样，烧杀抢掠。60多年后，他以真实身份忏悔战争罪行。勇气和良知，界定了东史郎与那场战争的分野。

　　加害者·忏悔者·“卖国奴”

　　“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南京战，后半部分是这场审判。”从历史角度看，东史郎之于中国人民，首先是一名加害者。

　　1937年9月，25岁的东史郎应征入伍，编入原日本侵华陆军京都第16师团福知山步兵20团。同年12月，他参加进攻南京以及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当地军民的大屠杀。东史郎还曾经在天津、上海、徐州、武汉、襄东等地作战。

　　1939年11月，他因病遣回日本。1944年3月，他重返侵华战场。日本战败后，他1946年1月回国。

　　在华期间，东史郎本人枪杀俘虏、侮辱妇女，抢夺粮食，同时也亲眼目睹他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百姓、轮奸中国妇女等暴行。

　　1940年至1944年3月，他把在华期间的日记、见闻以及收集到的军中报纸、传单等整理成日记。1987年，东史郎公开战时日记，忏悔战争罪行。

　　“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支配了我们。”1999年，东史郎来华参加中央电视台访谈节目《实话实说》，详细描述了自己连杀3名中国人以及参与屠杀500名南京“安全区”内中国百姓的行径。

　　1987年至2004年，东史郎7次到中国取证、忏悔。据陪同者回忆，东史郎初次访华时，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鞠躬，一天鞠躬累计三个多小时。

　　日本一些媒体1月4日以讣告形式发布东史郎去世消息。大多只有寥寥几句，篇幅最长的是《朝日新闻》，介绍东史郎身份时用“作证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

　　《每日新闻》发布的讣告不足100字，称东史郎为“告发原日军野蛮行径的作者”。

　　右翼报纸《产经新闻》用“出版南京事件著书的原日本兵”称呼东史郎，继而回顾他因写书成为被告的经过，没有提及到中国谢罪一事。

　　与此同时，一家访问量颇高的日本个人网站把东史郎列为“卖国奴”。

　　东史郎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日本

　　东史郎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日本。

　　日本右翼势力对东史郎却不陌生。1987年7月7日，东史郎与其他两名侵华老兵在京都首次披露南京大屠杀战争体验。随后，东史郎接到100多个抗议电话，还收到夹带子弹头的恐吓信件。第一个电话来自一名女性，大骂东史郎“亵渎英灵”。对另一些电话，东史郎耗费几个小时加以解释。

　　一些人写信给他，问是不是收了谁的钱。来信大多匿名，东史郎开始还一一回复，但不少信件没有真实地址，他只好在《朝日新闻》读者来信栏公开答复。

　　东史郎访问南京、向中国人谢罪的消息传回日本，他所在第3中队“战友会”开除了这名老兵。

　　右翼分子把宣传车开到东史郎家门口，用大喇叭施放噪音，投掷“发烟筒”，一度弄得他家屋内浓烟滚滚。

　　“俯仰天地问心无愧”。1998年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东史郎上诉后，东史郎打出这样一条字幅。

　　中国媒体对东史郎的态度截然相反。1999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五卷《东史郎日记》。同年6月，日记第三次印刷，加印150030册。东史郎出现在各大报纸、大学讲堂、书店见面会、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得到欢迎和声援。南京为他开辟声援网站。

　　东史郎去年一度病危，病榻上还惦记着要到中国“最后一次谢罪”。

　　接待过东史郎的中方人士说，右翼势力打压下的东史郎，“真的非常需要中国人民给他支持。”

　　“如果我退却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就会被人抹杀”

　　从日本首都东京乘坐新干线和急行电车，6个多小时后可抵京都府蜂山；再行车半个小时，可达晚年东史郎居住地，一个只有4000居民的小镇间人。60多年前，那里有600多人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炮灰。

　　东史郎家是一座沿街建起的典型日式两层住宅，屋后不远处是日本海。

　　东史郎出身富裕的造酒世家。他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福知山市立命大学，一年后因父亲过世辍学返乡。

　　东史郎酷爱写作。侵华战争结束时，他积累了一本本从军日记，记载了他身为士兵的所见所闻。他回忆说，打仗时无暇他顾，从军日记是在两场战役之间大约两、三个月休整期内写下的。

　　“我当年所记的日记完全是想留给自己看。凭借这些日记，60多年前的事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有人否认我日记的真实性，纯粹是别有用心。”东史郎之前，也曾经有多名日本老兵出版回忆文字，但不敢使用真实姓名。

　　“东史郎日记案”一审法庭上，原告方有30多人，被告方只是东史郎孤身一人。原告方支持者有东史郎昔日“战友”。那些人成立了“抨击东史郎之会”。原告在一审胜诉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此时的心情如同当年占领了南京”，并山呼万岁。二审胜诉后，他们又挂起“南京大屠杀捏造诉讼胜利”的横幅。

　　倔强的东史郎说：“如果我退却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就会被人抹杀。”三审皆败诉，东史郎声言要上诉国际法庭，并且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侵华日军暴行。

　　晚年，他还每天自己开车，为推销他的机床奔波

　　东史郎晚年是当地一名小企业主，拥有一家40余人的机床厂。5个孩子已成家，分别居住在京都、大阪、东京等地。身居东京的儿子支持父亲，帮助他整理资料，把日记输入电脑保存。女儿1999年陪伴东史郎到中国谢罪。

　　官司还耗费了东史郎大量钱财。他每天自己开车，为推销他的机床奔波。

　　东史郎1998年向中国遭受洪灾地区捐款1万元人民币。他说，洪水使他回忆起1938年因战争造成的黄河堤坝决口事件，当时惨景令他难忘。

　　而东史郎更难忘记，1945年8月在中国宁波战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前往上海缴械投降。前来受降的一名中国军官告诉东史郎，虽然他很想报南京之仇，但上级有令，日军被俘人员将免于一死。那名军官告诉他，中国人称之为“以德报怨”。

　　东史郎家人宣布，1月6日将为他举行葬礼。

　　不过，一家日文报纸特别强调，家人没有公布葬礼地点，只说在“一家礼堂”举行。外界猜测，家人可能担心右翼分子捣乱。

　　（周轶君新华社特稿）

　　■点评

　　东史郎为历史留下“硬拷贝”

　　东史郎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他那不屈的形象却让人难以忘怀。我们应感谢他给历史留下的一份“硬拷贝”，以他的从军日记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68年前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悲惨事件。了解过去，使人们更感今天和平之珍贵；牢记历史，也使人们更加坚定永走和平道路之决心。

　　当前，日本社会确有一股企图否认侵略史实的势力在兴风作浪，他们是东史郎先生的对立面，仿佛他们的最大存在价值就是要推翻历史定论。他们人数不多，但活动能量却不小，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他们的历史观，最有代表性的是“编撰会”推出的历史教科书。

　　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套教科书的采用率只有0.4％，这还是编撰者们经过“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4年前“编撰会”推出的历史教科书的统计采用率还不到0.1％。可见，右翼学者的极端历史观并没有被日本社会所认可。

　　但令人极为不解的是，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为首的日本政要口口声声主张中日友好，却偏偏要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毫无顾忌地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小泉声称他去参拜是为了祈祷和平、誓不再战，但他公然去鼓吹“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等谬论的靖国神社，岂不是欲盖弥彰。实际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迎合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噪，但他却不惜以此损害与邻邦的关系。目前，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与之有关的辩解已变成了一种所谓“不屈服于他国压力”的政治表演，而且外部压力越大，这种表演就越起劲。一年来，人们说到中日关系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语恐怕就是靖国神社了，这一问题已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症结和继续发展的绊脚石。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政要尚未给予受害方人民起码的尊重。

　　东史郎先生走了。这位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对历史的追忆不再继续，因而他的日记越发珍贵。不管过去多少年，东史郎留下的“硬拷贝”都将继续为活着的人们展示一个个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片段，提醒人们牢记历史，莫让悲剧重演。

　　（记者冮冶）新华社东京1月5日电

　　■链接

　　东史郎日记与“邮袋事件”诉讼

　　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的“邮袋事件”成为他后来遭起诉的原因。他这样写道：

　　“我奉命担任南京城的警备，离开了群马镇。位于中山路的最高法院是一座被涂成灰色的巨大建筑，它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吧。”

　　“法院前被压扁的汽车翻倒着，路的对面一侧有个池塘。一个支那人不知从哪里被拉来，战友们像孩子抓住一条狗一样折磨他。桥本提出一个残酷的想法：把他装入袋子，浇上汽车中的汽油、点火。哭叫的支那人被塞进邮袋，袋口被紧紧系住。他在袋中反抗、哭泣、怒号。袋子像足球被踢、像蔬菜被撒上尿。桥本从压扁的汽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上，并在袋上系上绳子拉来拉去。”

　　“尚存良心的人蹙着眉看着他的残酷之举；没有良心的人颇有兴致地呼应。”

　　“桥本点燃火，汽油一下着了起来。这时，袋中发出无可名状的恐怖喊叫声。因为这种身体的力量，袋子跳了起来。袋子自己跳着，自己滚动着。

　　“战友中一些人对这种残酷的玩火十分兴奋。袋中发出地狱般的悲鸣，像火球一样滚动。

　　“桥本抓住袋子上的绳子说：‘喂，那么热的话，让它凉快凉快！’

　　“于是他将三颗手榴弹绑在邮袋的绳子上投入水中。火灭了，袋子沉了下去。当波纹将要平静时，手榴弹在水中炸裂。

　　“水纹溅起又恢复了平静，游戏结束了。

　　“这种事情，在战场上不算任何罪恶。

　　“只是，我对桥本的残忍感到厌恶。”

　　桥本光治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1993年4月15日把东史郎送上了法庭。

　　1996年4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以近距离手榴弹杀人可能危及加害者、“日记记载从常识判断不自然”等为由作出了“东史郎支付50万日元名誉损害赔偿”的判决。东史郎7次到南京取证，但最终败诉。（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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