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从小就经常跟着大人到“南京城”玩，每次到了中华门，父母总是告诉我，“要出城了”，或者“要进城了”，仿佛一个天然的界限在控制着大人的神经。不客气地说，进得城去，我的农民父母是谨小慎微的，甚至是紧张的。我还记得，在“城”里一家水饺店，因为我们从未尝过牛肉水饺，父亲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味道好不好吃，就遭到了服
务员的抢白，意思是你乡下人哪里吃得起。父亲一怒之下，在物质严重匮乏的80年代作出了一个男人的选择：给我来一斤！！
这么多年，我和我的乡亲一直受到这一阴影的困扰。尽管我现在也在新街口附近上班，但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那种界限的存在。当然，这种界限是在缩小，这完全是因为户口制度的多处松动和“跳槽经济”的恣意，但是，什么时候，这一界限能否最后消失，我还看不出多少端倪。那么，要想踏越横在城乡之间的沟通之路上的“城墙”，需要多少年？我们的城市已经表现出一种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是值得肯定的，可是，那些藏在城乡的文化心理褶皱里的阴影谁来挥散？我想，摆在城市的管理者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城市的发展固然要摆脱“城墙意识”，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沟通，同样要摆脱“城墙意识”，而后者需要从文化、教育上付出艰苦的努力。
南京市江宁区戴家边
《江南时报》(2006年01月07日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