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待解（百姓声音·我的求医经历，我的新年愿望）

　　陕西农民老汉闫树怀

　　一跤摔没了好日子

　　王科党昊

　　闫树怀（见图一）是陕西省武功县普集镇闫家村三组的村民，家里3亩多地，儿子脑子活泛，前院开了个便民小卖部，后院还喂了两头猪，这一年忙活下来总有两三千元的净收入，在村里算得上是殷实人家。

　　一场大病，半年病榻，使他发出看不起病的感叹。

　　2005年4月30日，闫老汉做家务时，不小心跌倒，家人赶紧把老人就近送到武功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看老人摔得不轻，鉴于医疗水平及设施有限，建议他到省城大医院治疗。老汉在县医院只住了一天就转往西安一家中型医院，大夫诊断为胯骨骨折，但由于老人的年龄太大，无法进行手术，只能作保守治疗，一方面给患者止痛，另一方面进行牵引治疗。一周的时间，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花了3000多元。之后，闫老汉又去了几家医院，但结果都差不多。

　　家人看老人病情在西安没有起色，陪护的儿女们出门在外吃、住、行样样都要花钱，就想找个花费少，又能治病的地方。看了报纸上的医疗广告，一周后，就把闫老汉转到了咸阳市乾县县城的一家私立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住了两个多月，花了5000多元，可病情依然没有多大好转。无奈之下，家人买了些中草药、三七跌打丸以及大量的止痛片，把老人拉回了家。好端端的家里有了一个卧床的病人，忙乱不说，儿媳妇原来的抑郁症又复发了，生活无法自理，更不用说服侍卧床不起的公公了。闫老汉无奈之下，只能投奔女儿了。

　　闫老汉有3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大女儿退休在家，二女儿在家务农，小女儿在西安教书，儿女们倒是很孝顺，闫老汉住院回来后，家里无法安住，便轮流住在女儿们的家里。

　　现在，闫老汉住在大女儿家，大女儿女婿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要伺候70多岁的闫老汉，毕竟上了年纪的人了，忙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家里的土地都撂荒了。

　　闫老汉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一跤，一下子把个殷实的日子摔没了。2005年12月22日，记者见到病榻上的闫老汉，他表示过罢春节还要出门求医，希望狗年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能寻到个治得好病又花得起钱的好医院。

　　福建白血病患者周爱珍

　　适当报销进口药就好了

　　本报记者赵鹏市场报记者徐志南

　　2005年12月20日，福州南门百货4楼一间略带阴暗的出租房，这是周爱珍一家住的地方。不足50平方米的屋内，只摆着几张桌椅，一台旧冰箱算是唯一的电器。“都是我这个病，才把家给拖垮了。”50岁的白血病患者周爱珍（见图二）告诉记者。

　　周爱珍是福建浦城县的一名小学教师，直到1998年，她才和丈夫结束了18年的分居生活，团聚到福州。没料想这两年却连遭不幸：2001年，丈夫下岗了，至今待业；2003年10月，周爱珍被查出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目前医学界对此尚无法根治。

　　福建协和医院告诉她：要缓解这个病，大约需要8万元。丈夫决定拿出他的6万多元下岗补贴。治疗期间，协和医院尽量选用属医保内的国产药。但经过两个多月，效果不理想，还出现许多不良反应。经过比较，院方推荐了名为“罗尧素”、属医保类可报销66％的进口药，不过必须每天一针。

　　每支罗尧素300元左右，仅药费一个月就要花3000多元。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周爱珍的血象骨髓象得到初步缓解。新的问题又来了：由于每天打针，18个月下来，周爱珍全身再也找不到能打进药水的地方。打针的方案无法执行下去。

　　2005年7月，当地的一位病友给她推荐了一种瑞士产“格列卫”药品，周爱珍随即花了5万多元委托朋友从瑞士带回4瓶，两个月用完两瓶后，经医院一查，她的血象骨髓象全部缓解。周爱珍重又找回对生命的信心。

　　然而，高昂的药价让周爱珍进退维谷：一瓶“格列卫”从国外买相当于1.2万多元人民币，一瓶120片。一天要吃4片，就要400多元。“从国内买更贵，福州回春药店这样一瓶要2.5万元。”周爱珍现改吃每瓶3000元左右、印度产的“格列卫”，但“效果差了很多”。

　　“就是这样的药，再吃两个月恐怕也得停了。”一旁的周老师爱人曾到医院咨询，得知这种药要想报销，必须征得医保部门同意。但医保部门称，目前进口药品尚未纳入医保范畴。“我自己已经下岗，家里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能借的都借了，但每个月1万多元的治疗费用不知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要说希望，那我就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医保部门能扩大报销范围。对类似‘格列卫’这样价格昂贵、疗效显著的进口药品，也能给予适当报销。让更多像我这样的难治疾病患者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周爱珍说：“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重新走上讲台。”

　　山东退休教师陈常英

　　别忘了看不起病的百姓

　　本报记者王淑军

　　山东省五莲县洪凝小学教师陈常英（见图三），自打退休后，除了帮儿女看看孩子，另一个费心的事就是治病、养病。因此，说起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感受，她有很多话说，也有自己的看法。2005年12月28日，记者采访了她———

　　“这些年，老伴有房颤心脏病，我有轻度心律不齐，眼睛有虹膜炎并发白内障，做过手术，2005年10月又把腿摔伤了，所以去医院是家常便饭。曾经陪老伴去北京安贞医院检查过，后来帮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看小孩，他犯过几次心脏病，在中日友好医院等住过院。从北京回来后，我摔伤了，在我们县医院和青岛三家大医院看过腿。另外，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老家还有不少亲戚，农民这方面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大家都在说看病难、看病贵。我觉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很大，但不如‘看不起病’的问题大。要按重要性排个解决次序的话，解决看不起病应该排在看病难、看病贵前面。

　　“县医院、青岛医院、北京医院我都去过，看病难主要是在大城市，比如青岛和北京，像我去过的安贞医院、青岛眼科医院等，挂个专家号得三更半夜去排队，挤破头，还不定排得上。在县级医院根本就不难，1块钱挂个号，基本随去随看，很方便。乡医院更容易了，现在甚至都没人去。说看病贵，至少还有能掏得起钱的意思，只是贵了一点。像我和老伴都是教师，有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能报销一部分，贵一点也能承受。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起病，他们才最可怜。农村的亲戚来串门，经常说起谁谁生了病，没钱治没多长时间就死了。你想啊，他们一年下来就没几个钱，碰上孩子读个大学什么的，好多还欠债，生了病又没有医疗保障，不这样又能怎样。县里企业不景气，好多下岗工人的情况跟农民也差不多，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最容易得病，得了病只能回去，没人管。也有好消息，好像去年县里开始扩大农村合作医疗，我大姐和大姐夫70多岁，也入了，前些天看病还给报了一些，他们很高兴。看来，国家重视这个问题了。

　　“这些天，我们一些老同志都在聊哈尔滨天价药费的事。事情确实让人气愤，像这样的医院肯定不光这一家。但我觉得要两面看，医院也有难处，医院要生存发展，政府给的又少，你说钱不从病人那儿来从哪儿来。说个学术词，这是个系统工程，改好不容易。”

　　辽宁下岗职工徐春梅

　　希望医保政策能落实

　　本报记者徐元锋

　　2005年12月26日晚，在沈阳市铁西区，记者见到了新华电器厂劳服公司下岗职工徐春梅（见图四），谈起看病的话题，43岁的她有很多感慨———

　　“我1999年10月下岗后，站过柜台，跑过业务，还开过小饭店，如今在诗美特滑动门公司作业务员，月收入800元。我还兼职两份工作，平时回家很晚。

　　“我办了养老保险，但是没有医疗保险。下岗就是社会人了，采暖费等都要自己交，两项保险一个人每月要300多块，经济上承受不了。办医疗保险的政策虽说是“国家拿一部分，单位拿一部分，个人再掏点”，但是有的私营企业主宁愿给自己的亲属办了充名额，也不愿给职工办。那些商业医疗保险让人不敢信任，1997年我办过一次年缴费650元的，叫什么险忘了，第二年因为忙了点忘了续缴，结果连第一年缴的也不退了，其间也没人打电话提醒呀！

　　“最近得了次感冒，还传染给了女儿，俩人花了100多元。这种小病也就最多花个百八十块钱，一般去药店买药，医院的同类药要贵一倍，那些药店没有的药就更贵了。

　　“药店也有问题，现在商家讲促销，业务员不是根据病情推荐药品，而是看提成的多少，他们是药就敢卖，有时候根本不管有无处方。

　　“不敢进医院主要是嫌贵，一个吊瓶也得上百，检查一圈又得200多元，要是住院就更没数了。医院的医生开的处方像外语似的，只有划价的才能看懂，想拿处方到药店买药也难。人过四十，是病就找上身，没有医保，咱也担心以后年老了有个大病怎么办？

　　“现在国家的政策在逐步改善，对医院改进服务和收费起了很大规范作用，诸如乱收费、服务态度差等较以前好多了。

　　“对我来说，希望国家对下岗失业人员的政策再优惠些，把办理医疗保险的政策落实了，我身边这样的人不少，都不办的话，早晚也是国家的负担。再就是尽快把药费和医疗费降下来，一般群众看病难，下岗失业人员看病更是难上加难，希望国家体谅到这种难处。”

　　《人民日报》(2006年01月07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