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温州“炒煤”人　

　　中国观察之鄢烈山专栏

　　有报道说，火爆一时的“温州炒煤团”大部分经营者已撤离山西，“很多人是哭着离开的”！尚未撤离的煤商举步维艰，只因投资过大被“套牢”，想走却走不掉。而1月5日的《山西晚报》对此予以否认，称煤商们只是回家过年，过完年还会回来的。

　　事实究竟如何，我并不想深究。当时“温州炒煤团哭着离开”的消息传出，不少人为之叫好。我是哭笑不得。倒不是我比谁高尚仁慈，不忍幸灾乐祸，而是觉得光是嘲笑温州煤商很不公平，也弱化了此事的警世意义。

　　首先，我表态，我赞成政府出台的整顿煤炭开采业的数项重大政策。一是提高矿工伤亡的赔偿标准，另酌情处以罚款，以此迫使矿主重视人命，做好安全事故的防范工作。因此提高了“安全门槛”，觉得无力承受的矿主，那就只好请他另谋出路。不愿投资做好安全防范又不肯退出煤炭采掘业的，那就只能强制关井停产。二是征收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本来是国家所有，所有者岂能有支出无收益？征资源税也是国际惯例。嫌征税后利润太薄，那就让不嫌薄的人来干，天经地义。三是整顿“官煤勾结”。本来国家早就不容许在职干部经商，这是早该“下手”的事。

　　这些政策的出台与调整是必要的，是顺天应人的。那么，“炒煤”的投资商就是活该倒霉吗？不是。绝对不是。

　　如果我们从投资经营的角度批评，说被“套牢”的煤商没有远见，不该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说他们对政策变化缺乏预见和敏感而没有“见好就收”地及早抽身，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劝诫是有道理的，且于他们今后经商不无益处。如果我们从道德角度谴责他们不该到山西去逐利、不该贪得无厌，那是毫无意义的。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有合法的钱不赚还叫商人吗？否则，我们就不必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了。如果投资的环境稳定，本也不必“且战且退”，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作为明智选择呀。

　　请问，以前“炒煤”准入门槛低，有暴利，那是他们能决定的吗？是谁“引诱”了他们？《圣经》教导说，不要诱惑人、不要试探人、不要“考验”人，因为人人都有弱点，经受不起；只有撒旦才存心才喜欢“试探”人、诱惑人、陷人于堕落呢。

　　用西方的理路也许说不清，咱们不妨用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来作比。马谡失去战略要地街亭当然该按军法处斩，以严肃法纪，但诸葛亮用人失当也应承担指挥失策之责。他不回避这一点，上奏请求自贬三级。同理，政府出台上述数项政策措施整顿煤炭行业是必要的，不提高准入门槛，不停采“带血的煤”，不能降低安全事故，不能慰人心而可持续地发展经济，但煤商和我们都可以问:政府制定政策的预见性呢？矿难频发矿工丧命者众、投资者因政策变化而哭着撤离，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难道在那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可避免的吗？

　　国内国外早就有有识者指出，对于投资商来说，有什么优惠政策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种投资环境不仅指交通运输等硬件，更包括法治水平、政府办事效率、清廉程度等软件；有无透明的、稳定的法律法规是第一位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会使投资者没有明晰的预期而惶惶不安，或以“捞一把就走”的心态搞短期行为，进行掠夺式开发；当然也可能给掌握审批和监管公权的干部可乘之隙，予取予夺，逼投资商向他们进贡。

　　“政策”与法律说变就变，就很难说是一个法治政府，是一个有诚信一诺千金的政府。

　　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温州“炒煤”人是可怜的，我同情他们就像同情愚而自用的败军之将马谡一样。马谡后悔是不用多说的。他若不死，重守街亭，想必会吸取教训，谨慎地勘察地形安营布寨，并且会虚心听取王平等人的意见以免重蹈覆辙。而诸葛亮该怎么反省呢？难道仅仅是不该忘了先帝的告诫？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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