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肆意诋毁鲁迅——谈《阿Q正传》的遭遇

　　章明

　　贬损鲁迅，这些年来已经成为文坛的一种时尚。前两年，一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敢透露的鸟人鼓噪什么“文学，请鲁迅先生走开”，这一年来，又看到根本没有读懂鲁迅的李敖、韩石山等人的连篇胡话。最近，又听到不是搞文学的人也来参加“反鲁大合唱”，而且他们的噪音特别古怪。前些日子，某地某某电视台播出一个讲述节目，主讲人据说也是一位

　　《阿Q正传》是一部伟大的小说，80余年来，它以它神工鬼斧般的艺术魅力和至大至刚的思想力量，一直震撼着中国知识界，惊动了世界文坛。诚如鲁迅自己说的，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阿Q”成了一个常用的代名词，“阿Q精神”成了我们用以自嘲或讽人的口头语。鲁迅确实写出了一个旧中国所孕育出来的“国人的灵魂”了。这个典型不是各种理念的拼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这个典型不是专属于某个阶级阶层的，而是属于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这个典型也不是20世纪20年代独有的，而是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然鲜活着。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其中自然也包括我本人)看了阿Q的长相，或多或少都会发现自己的尊容有和阿Q生得酷肖的地方。这使我们惭愧，使我们奋起，使我们知所不足，使我们弃旧图新。所以我说阿Q是一面镜子，而且是一面伟大的镜子。

　　至于说鲁迅写阿Q“把中国人骂得一塌糊涂”，说这些话的人大概是没有读过、或没有读懂《阿Q正传》。鲁迅自己肯定也料到生前身后会有这一类的指责，所以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特别声明，他的这篇小说不是骂任何人的:“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这已经是近乎赌咒式的表白了，在鲁迅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据戈宝权先生的文章介绍:当年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的法译本，除了盛赞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杰作”、“阿Q的形象将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以外，还说:“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法国也有过阿Q，是否可以说《阿Q正传》是骂法国人的呢？说到日本，在鲁迅生前，《阿Q正传》就有了三个日译本，译得最好的是日本的革命作家和记者山上正义。山上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赞扬《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他又期望鲁迅写出第二部《阿Q正传》来，“这第二部将不是阿Q的蒙昧史，也不是阿Q的失败史，而正应该是阿Q的觉醍史，真正的革命成功史”。看来日本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读了《阿Q正传》就“更瞧不起中国人”，而且认为阿Q终有觉醒之时。如果说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则从400多年前的丰臣秀吉起就在窥伺中国，要把明朝的“四百州尽化我俗”了。等到大清这个“天朝上国”一败于鸦片战争，二败于甲午海战，三败于英法联军，四败于八国联军……他们早就一次次地欣喜若狂，把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牢牢地扣在中国人头上了，哪用等到上天生出个鲁迅来写《阿Q正传》？

　　鲁迅是一位天生的爱国爱民主义者，他曾深情地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这就是鲁迅对中国人的总的看法，他怎么会认为“中国人全都是阿Q”呢？正因为鲁迅爱中国和中国人爱得深沉，他才容忍不了中国人的弱点和“劣根性”，他才会写出《阿Q正传》来。但即便是对于阿Q吧，鲁迅下笔也是小心翼翼的(尽管文字俏皮幽默)，就像医生拿着手术刀一样，唯恐伤及了患者的健康组织。历来的评论者都说鲁迅对于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并不全面。我们从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和别的一些杂文、随感中可以看到鲁迅为自己写小说定下的宗旨:“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造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据此我以为，鲁迅对于阿Q不仅有哀、有怒，更有深刻的爱，有强烈的不平，有切肤的同情。

　　粗看起来，鲁迅笔下的阿Q，仿佛一句好话也没有，其实细读之下就会发现，作者是极其仔细，分寸拿捏得异常准确的，对阿Q的好评就在讽刺调侃的字里行间以及画面上的留白之处。——我们不但要看作者写了什么，更要看他没写什么，阿Q虽然不是谦谦君子，可也不是龌龊小人。首先，他是一个勤勉而多能的劳动者，“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博得了一位老人称赞“真能做”。他虽然终身赤贫，可从来没有向别人告贷乞求过，“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单凭这一点，阿Q就是一个响当当、硬梆梆、噙齿戴发、顶天立地的汉子，比赵太爷、钱太爷、秀才、假洋鬼子都要高尚得不可以道里计:比当今的八旗子弟更要强上万倍。第二，阿Q的手脚很干净，做短工有时住在雇主家，工作一完就走，从没人说他顺手牵羊拿了什么(饿急了偷三个生萝卜和被迫断了生计而进城偷窃都应该算作例外)，这比孔乙己替人家钞书却又偷书体面得多；比作为红卫兵前身的假洋鬼子和钱秀才高喊“革命”跑到静修庵去打砸抢、掳走庵里的古董宣德炉也正派得多；更比当今的贪官污吏清白得不可比拟。第三，阿Q很诚实，极少说谎或几乎不说谎。饿了就找活干，想求爱就说出来，做过了的事就承认(心里想过的他也承认)，哪怕挨打杀头也在所不辞。他不像假洋鬼子骗人说一块柿油党的银桃子“抵得一个翰林”；更不像当今谎话成风，谎言成祸，害得我们可敬的百岁老人巴金用了整整八年最后时光呼吁一个朴素的真理:讲真话。——以上我认为是阿Q的三大德行，有书为证，真实可信，绝无虚夸，“颇可以就正于通人”。韩石山说阿Q只“是一个农村流氓，调戏妇女，偷人钱财，既麻木不仁，又冥顽不灵……这样的小说，从情操上说无熏染之必要，从技巧上说，无师法之可能”(见2005年5期《文学自由谈》18页)，原来，他的解读水平比小学生都不如，难怪他要彻底否定《阿Q正传》、并进而一口气否定鲁迅的十二个名篇了。抡起大刀杀向鲁迅，算勇敢吗？只能说是低能和丢人吧。

　　如果说阿Q是一面镜子，那么它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一样的可以正面反面地照的。照正面是他的德行，照一下子是很受教育的，照了而不脸红就可算是好汉，说真格的，这种人恐怕还不是绝大多数。镜子的反面，那就是阿Q的某些“劣根性”即失德之处。奇怪的是，照反面的教育意义反倒比照正面更要大得多。——可以照得人无地自容，觉得阿Q非但没有“断子绝孙”，而且自己就是阿Q的子孙。

　　阿Q虽然自尊自负，但更会自轻自贱，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奴隶性”。他欺软怕硬，打不赢了竟承认自己是“虫豸”；当赵太爷的大棍和假洋鬼子的手杖高高举起之时不躲不逃“耸了肩膀”等着挨揍；在县大堂可以站着说他偏要跪着说……等等之类，都是阿Q奴性的表现。说得不错。但是不必用宏大叙事解释阿Q现象，说这是封建主义和外来的殖民主义造成的如何如何。我自己和阿Q一样，奴隶性也够瞧的。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被批斗得七荤八素，被骂得不成个人样。我也曾抗辩过，但每次都带来更惨烈的打击。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在写“检查”时更把自己形容得比虫豸都不如。当时我以为只有我和挨斗的伙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读了些资料，才吃惊地发现全国许多精英级的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如此(为数不少以死抗争的和被迫害致死的殉难者除外)。不是说新中国推倒了三座大山吗？为什么阿Q式的人物反而越来越多？

　　阿Q有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我也照样有的。有“批判会”上我不动声色任人上纲上线地辱骂，可是心里一直在说:你们尽管骂吧，因为这就是你们的正业。你们是靠运动吃饭的，而我靠的是工作。我一个月里干的活，你们一年也完成不了。实际上，你们是靠我养活的……我的这些内心独白和阿Q的“儿子打老子”何其酷肖乃尔？但我确实是靠这种阿Q精神忍受那些屈辱，才活到了今天。极而言之，“精神胜利法”就是中国处世哲学的精髓，有人甚至概括到这样的高度:“一个人如果一点阿Q精神也没有，那是活不下去的。”阿Q精神不光是小民们赖以存活的秘宝，圣贤豪杰也都深谙此道。大跃进失败了，损失惨重，饿殍遍野。而诗人还在高吟“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阿Q认为革命=造反=坐天下当皇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种糊涂也颇为人们诟病。其实这也是中国英雄们的通例，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朱元璋以及被人们捧上了天的李自成、洪秀全……莫不如此。有这类思想的人我确实也亲眼见过几个，何必独独厚责于阿Q？

　　阿Q调戏了妇女吗？我以为这是一桩冤案，细查并无其事。阿Q年近三十还讨不起老婆，够可怜的了，但他并无狎妓的秽行，可见他是自爱的(这也是作者爱护阿Q的确证之一)。阿Q在酒店门口当众扭着小尼姑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实在是流氓行径，非常可恶。不过阿Q的动机实出于借欺侮弱小以哗众取宠，显示自己的优越，主要地不在调戏对方。至于他跪下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更不是调戏而是求爱。阿Q是个单身男子，当然有向单身女子求爱的权利。问题在于没有任何铺垫或过场，直奔主题说到根本上，这个要命的错误竟然间接导致了阿Q的枉死。然而男女情爱的实质，即便是莺莺与张生、安娜与渥伦斯基那一班贵族淑女绅士，风情万种，纠缠到最后无非也就是“困觉”。可以责备阿Q笨拙、傻气，不能说他调戏妇女。也就是阿Q那样的身分，在未庄那样的环境下，才会闹成轩然大波。如果其人不是阿Q而是要讨小老婆的赵太爷，地点不是未庄而是今天的开发区，又算个啥呢？“识时务者为俊杰”，阿Q见不及此而已。

　　《阿Q正传》是一部伟大的小说，阿Q是一面伟大的镜子。上天保佑，我们苦难的中国有了鲁迅这样有骨气的作家，又有了他的许多伟大的作品，承前启后，治病救人，让我们看见了希望与光明。然而，“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韩愈的时代就有“群儿”恶意诽谤李白、杜甫的文章；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一百多年了，李杜文章依然在，而“群儿”安在哉？

　　2005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