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穴医生与安徽宿州眼球事件(图)

　　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因为“宿州眼球事件”，上海市卫生局2005年12月21日对违规擅自“外出行医、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医生”徐庆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并在全市

　　2005年12月11日以前，徐庆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一名前途无量的眼科医师。他从1994年就在上海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及折叠式人工晶体植入术，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展这项手术的眼科医师之一；他写过三本有关眼科手术的学术专著，其中一本叫《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无疑算得上这个领域的权威。

　　2005年12月11日，和过去两年里的每一个周末一样，徐庆乘汽车到安徽宿州，有专人在车站等他，把他接到宿州市立医院。这天要做10例白内障手术，用的就是他最擅长的那种“超声乳化术”。病例也并不复杂，实在只是他从业17年来5000多例大小手术里很不起眼的几个。但无可挽回的感染事故发生了——现在这名年轻医师面临终生无法行医的最严厉处罚。他很有可能被没有认真对手术器具消毒的护士害了，被那个从中获益的中介公司害了，他也把那9名因“术后感染”丢掉“眼球”的患者害了。

　　医生和患者

　　65岁的张辞华攒了几年的钱来做这个手术。她是在当地报纸上看的广告说，宿州市立医院有从上海过来的治白内障的名医，用的是最先进的手术方法。她说，她很早两只眼睛就得了白内障，左眼在几年前做过手术，但没钱植入人工晶体，效果很差。不久前，视力稍好的右眼病情加重，为了不致两只眼睛都失去视力。她相信了这则广告。12月11日，她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农村到了宿州。

　　张辞华说她直到躺在轮床上被推进手术室时都满怀希望，她说她对那个看起来老练而自信的年轻医生信任极了。“他戴上口罩前还对我笑了笑，说‘没事，很快，不会疼’。”但当天晚上出现在右眼的剧烈疼痛告诉她这个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张辞华说，最初以为是手术后的正常反应，就熬了一夜。但第二天早上护士拆封检查时，女儿告诉她，那些年轻护士们当时脸色大变。张辞华的右眼那时候看起来红肿异常。哪怕没有任何医学常识，她也知道自己被严重感染，手术失败了。

　　这天下午3时，宿州市立医院把张辞华送往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紧急救治。后来张辞华听说，12月11日下午做白内障手术的10名患者都被送到上海了。“这显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医疗事故。”13日经该院病原学检测，证实为毒性很强的绿脓杆菌感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有可能殃及身体其他组织。白内障专家张广斌说，只有两种办法可选择，“单侧眼球摘除术”和“玻璃体切割术”。只要有一线可能，医生当然希望选择后者：切除被细菌感染的病灶，注入消炎药，或多或少可以保住部分视力———在10位病例中，只有1位有这样的幸运———其他9人的“玻璃体”已经被细菌严重毁坏，他们必须接受第一方案，同时要永远失去那只“眼球”。失去右眼，也让张辞华原本已经极度微弱的视力更万劫不复了。

　　张广斌说，最传统的白内障手术方法是现代白内障囊外摘出术（ECCE），随着这些年手术技巧的改进，手术切口已经缩小到6~8mm，但仍属于大切口手术，需要缝线，容易出现并发症，大城市很早基本都放弃这种手术了。只有一些县城医院还在做。因为手术费用低。“但这些年，农村人手上都也有些钱了，谁都愿意多掏些钱少受些罪，手术效果好一点，就纷纷到城里来做手术。”张说，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好医生和好设备都在大城市，一些市县买得起设备，又没有人手，也要到大城市找。加上白内障在中国的发病人群相当巨大，每年新增患者约有40万人，但目前国内的年手术能力远达不到40万例。徐庆们炙手可热。

　　对一个有17年临床经验的眼科医生来说，这样的白内障手术再普通不过。更何况，“超声乳化术”是徐庆的“术业专攻”，更应该是十拿九稳。张广斌说，这种和传统白内障手术不同的手术，只需要开1.4mm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切口，然后将超声乳化针头伸入眼球内，把混浊的晶体通过超声波的力量将其乳化吸出，再植入一个完整的人工晶体即可。手术一般只需20分钟。

　　这种新技术并不需要加以渲染夸张，对张辞华这些饱受病痛的农村患者就充满着诱惑。医院当然也更欢迎这种手术。一天可以安排20例甚至更多——这会有比传统手术丰厚得多的收入。张广斌说，但“超声乳化术”对设备要求极高，并且，因为是眼部手术，“超声乳化针头”这些和眼球接触的设备要经过严格的有别于一般消毒方式的高压消毒，手术需要使用的眼药水也要小心翼翼地检查，开裂太久或者密封不够都会附带细菌，“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会增加手术风险”。

　　徐庆不需要过多注意手术前的这些细枝末节，按照事先协议，他的义务只是完成手术。当天晚上他还要匆忙赶回上海，为他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主职工作做准备。而事后证明，12月11日协助徐庆手术的宿州市立医院的护士们很有可能也跳过繁琐的灭菌程序，因为医院要保证当天计划安排的手术顺利完成，时间算不上充裕。总之，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医源性感染事故发生了。

　　医生和公司

　　12月11日参加这场手术的还有睢某兄弟，他们是上海某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的成员。

　　这家以医疗器械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成为资源失衡的医疗市场中的牟利者。一名知情人称，很多公司并不具备医疗服务资质，但往往以医疗器械供应商的角色进入医疗市场。“一台普通的进口‘超声乳化仪’要100多万元，国产的便宜些，很多县城医院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但要开展这项利润丰厚的业务，就找到这些贸易公司，向他们贷款或者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从他们手里购买设备。”张广斌说，这些进口设备的操作，也就是主刀医师往往要在国外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医院有了设备没有医生，最后还是要求助于这些公司。

　　张广斌说，作为被公司邀请的医生，实际上也“不过是出卖技术、出卖体力”。利润的大头被这些公司挣去了。

　　据宿州市卫生局初步调查，早在2003年11月，宿州市立医院就和上海这家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协议规定由公司提供部分医疗器械、白内障手术用的人工晶体，组织眼科专家、护士到宿州市立医院开展白内障手术，宿州市立医院负责组织病员，提供手术室和相关设备材料，并负责手术前后的病人处理工作。每进行一例手术，公司收取2100元，其余收入归宿州市立医院。医生再从公司那里领取他的报酬。协议有效期为5年。据了解，12月11日进行的10例手术，每例手术费为2800元左右。在“宿州眼球事件”发生前，宿州市立医院在两年时间内已经和这家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先后组织实施了“超声乳化术”手术200多起，一共收入318601.70元。

　　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宋天祥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医院不能和非医疗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协议。宿州市立医院和不具备提供医疗服务资质的公司签订的协议，属严重违规。

　　一名知情者揭露，这些公司为在自己“搭台”、医生“唱戏”的手术中获取最大利润，往往在医用材料上做手脚。比如，白内障手术所用人工晶体，到地方医院很可能就不一样了。介入治疗所用一次性导管每根1000元，而公司在和地方医院的合作中几乎没有不二次利用的。

　　12月11日手术环节中的漏洞很可能存在于公司。张广斌说，通常按照协议，设备的后期维护要由公司负责，但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对于必要的更换针头等程序，可能是能省就省了；高压消毒比起旧的消毒方式昂贵很多，也可能被替换”，“医疗事故这样就完全取决于几率了，也有可能一直没严格按规矩操作就没出过事。但对医生和这个职业来说，这种风险是绝对不允许的”。

　　医生和医院

　　上海市卫生局在协助宿州卫生部门调查时发现，自2003年底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庆应上海这家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的邀请，在未向所在医院及科室申报并取得同意的情况下，利用休息日时间多次赴外省市开展手术。

　　宿州市立医院副院长施进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邀请外医院医生来本院进行手术，需经过以下程序：医院所在科室向医院医务科提出申请，医务科批准并报分管副院长签字，医务科向对方医院医务科发出邀请，对方医院同意并指定医生前来进行手术。

　　张广斌说，2005年7月1日起，《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开始施行。《新规》指出，医师未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这是我国首次明确禁止医生“走穴”。《新规》允许的，是施进所说的这种办法，“医院对医院，而不是个人对医院”。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外地行医”则不被称为“走穴”而是“会诊”。

　　很多医生在事实上都和徐庆一样，绕开了所在医院的医务科。张广斌说，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两种渠道，收入上会有本质区别。如果通过医务科，医生就不存在自己直接获得收入，而以“会诊费”和“出差补贴”的形式发放在奖金里，“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一名主任医生一天的会诊费大约是200到300块”。

　　直接通过市场上的这些公司，医生的收入则几十倍于此，尽管仍是公司提成去了绝大部分。“他们每一例手术少则都有200到300块的收入”，张广斌说，这些额外收入还可以避开税收。

　　“北京和上海的医生在各地是很受欢迎的。他们每趟走穴的收入通常不低于七八千元。我们都按圈内老规矩对待：交通、食宿、出诊费由病人负担，医疗事故、医疗纠纷聘方医院承担。”那名知情者说，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只有病人凑够20个以上时，“专家”才来。他们周六上午坐火车到，中午在医院吃过饭后，下午1点开始工作。手术从准备到完成平均13分钟一个，20多个病人一下午就做完了。根据约定，“专家”每个手术提成600元钱，按最低手术量10到20个来算，一次最少能在6000元。

　　张广斌说，医生走穴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卫生部这次颁布《新规》，是以部长令的形式颁布的，它是迄今为止，规格最高、规定最具体的一个部门规范文件。也是政府充分考虑到医疗资源失衡的现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试图将医生资源流动纳入一个有序的控制之中，维护医疗市场的秩序。”（《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