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善意的歧视叫拿农民说事

　　梁江涛

　　原海南省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回乡当农民，成为这几天覆盖媒体的头条新闻，引起各方热议。

　　在电影界提出要大拍农民电影的时候，一则关于农民拍电影的新闻见诸报端，有评

　　同样，退休副省长只能算一个“荣誉农民”，他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农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仅仅是退休后，回到家乡，把务农作为一种发挥余热的方式。同时，在喧嚣嘈杂的城市面临各种各样污染威胁的今天，也是安度晚年、颐养天命的一个绝好去处。副省长拿着退休费和享受着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待遇，回家务农就像一些退休干部在城里给企业当顾问，或从事第三产业、家庭养殖业一样，在劳动和创造中体现自身价值，并寻找到个人生活的乐趣。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务农而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如此拔高和报道具有农民身份人的壮举，是善意的，积极的，也是有益的。至少它在把农民往社会阶层的高端上拉近，缩小城市与农村、富人与贫者的距离，久而久之，当有农民身份的人做了一件大事，或大人物青睐“农民”一词，回乡务农时，就不算什么新鲜事，也便不再是新闻。这个时候，农民不仅经济收入足以与城里人相比，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这毕竟与社会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而在时下，我们有没有勇气承认，拿农民说事时，有一种潜台词，那便是农民是落后的，农民是愚昧的，农民是闭塞的，所以才有了沾上农民身份的人做大事成名人，大学生、当过大官的人回乡务农成新闻？

　　如果真心给农民以公正公平，希望他们尽早脱贫致富，与城市居民一样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获得一个与城市市民平等的身份，那么则请媒体与记者们高抬贵手，不要再拿农民当某些名流的“垫脚石”。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