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翼张风期万里

　　“十一五”开局之年，深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又在积极探寻发展模式的新突破：在土地、环境等有形资源紧约束条件下，提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将自主创新上升为城市主导战略。请看本报今天推出的长篇通讯—

　　鹏翼张风期万里

　　历史，再一次选择了深圳。

　　在“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光泽中，又呈现新的异彩：四天前，1月5日，市委、市政府发布2006年1号文件，提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光荣目标。

　　这是市委、市政府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重大抉择。

　　细心的人注意到，短短两年之内，深圳先后出台了两个关涉高科技与自主创新的1号文件。2004年是《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的决定》，2006年是《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

　　不同之处在于：深圳的自主创新，正从科技产业战略层面上升到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从区域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

　　深圳，没有满足已有的骄人成绩：科技资源极其匮乏的边陲小镇，一跃为国内外创新资源集聚的高地。最新统计表明，1992年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长48.4％。2005年预计达到49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8％。2005年1月到11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01亿美元，占全国的11％。目前深圳每平方公里承载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75亿元，是国内单位面积生产总值最高的城市。

　　深圳，探寻着发展模式的新突破：在土地、环境等有形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如何改革开放，如何自主创新，如何通过无形资源的“新集聚”，实现新一轮的效益型、可持续发展。

　　有人说：这是历经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浪潮、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浪潮后，深圳自主创新实践的第三次浪潮。

　　南海之滨，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巨浪拍岸。

　　深圳，将再一次创造历史。

　　战略的高度——

　　三次科技发展的浪潮

　　三次重大的战略决策

　　“深圳不是一闪而过的流星，而是中国高科技发展天空中的一颗恒星。”不久前，参加深圳自主创新课题调研的一位北京专家，离深前发出这样的感叹。

　　重新发现深圳——从去年初到今年初短短时间里，前后有数十批国家各部委的调研组来到深圳。大家都在探究同一个谜底：深圳是怎样通过自主创新突破高科技发展的瓶颈？全世界都在拼命发展的高科技，为什么在深圳能保持10多年兴盛不衰？

　　答案必须从历史中找寻。

　　每每论及深圳高科技的足迹，人们往往谈到三次发展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提出发展科技的一系列论断，以及1993年6月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座谈会在深圳举行为标志。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开始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时期，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991年的2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39亿元和1993年的66亿元，几乎以翻番的速度增长。更为可贵的是全社会形成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共识、共鸣和共振。

　　第二次浪潮，以1998年2月“22条”的出台和1999年10月举行首届高交会为标志。“22条”在全国开了地方出台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惠政策的先河，推动了我市的高新技术再上新台阶。高交会不仅为深圳搭起了一个技术和人才引进平台，一批自主创新型的企业如朗科、腾讯、迈迪特、大族激光，一批至今还在影响着深圳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软硬件设施如深圳虚拟大学园、深港产学研基地、IC设计基地等应运而生，奠定了深圳在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

　　第三次浪潮则以2004年初市委、市政府出台的1号文件，去年初开始在全国掀起的一轮深圳自主创新热，以及2006年1号文件为标志。

　　三次浪潮的背后，是几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作出的重要抉择，是全球化的视野、创造性的工作，是令人兴奋的“决策基因”。

　　深南路边的科学馆，见证着真实的一幕：1992年，深圳第一次技术成果拍卖在这里举行，遗憾的是，结果以流标而终。

　　深圳的高科技萌芽，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情况是：社会资源在贸易、金融、房地产三大行业高度集中，对于“三来一补”的电子工业能否实现产业升级存在很大疑虑，整个社会氛围和资源配置方式还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条件，个别科技企业甚至迁移到周边地区。

　　深圳的高科技巨轮，是怎样启航的？

　　1993年前后，确立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后，市委、市政府为调整产业结构开始限制“三来一补”，导致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当时有些同志抱怨，认为是结构调整造成“三来一补”工缴费大幅下降，影响了经济发展。

　　战略的力量，总是体现在前瞻的眼光与果敢的勇气。

　　十字路口，市委市政府顶住压力不动摇，使得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重心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重大突破，深圳自主创新活动在高新技术领域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回顾这段历史，科技界人士指出，“如果深圳不在当时主动求变，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这让深圳赢得了战略时间”。优先战略，使深圳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科技资源聚集。当时正值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大量的科技人才和成果急于寻找出路。深圳的战略，对内地人才、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孔雀东南飞”现象由此发生。

　　续航阶段，深圳面临又一个十字路口：跨国公司进与退的取舍。

　　2000年前后，在外资进入热点从珠三角转向长三角的过程中，外商希捷公司把在深圳已形成100亿元年产值的企业，一下子搬到无锡。这样大规模的外资企业说走就走，震动一时。

　　其后，当外资进入减缓时，深圳没有像许多地方那样通过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去争夺，而是对依赖外资“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进行了深刻反思——过分依赖外资会阻碍本土能力的成长，因为技术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核心技术买不来。如果资源都被外资控制，本土企业和技术能力的成长就会受到压制。

　　国内一些城市注重了引进外资而忽略自主创新的教训，引起深圳的高度关注。深圳当机立断，及时提出强化自主创新，重点培育本土创新企业的战略方针，使得本土创新企业实现了群体性的突破。

　　一位科技官员回忆，“如果2000年到2005年外资进入深圳的速度保持在1999年的水平，那么，深圳近2000平方公里的空间早就被跨国公司的加工厂挤满，根本不会有本土企业发展的空间。”

　　“时间”与“空间”的选择，保证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拥有了一个与世界产业发展基本同步、比较完整的成长周期。

　　据统计，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990年的50多亿元，到2000年超过第一个1000亿元，用了10年；而2003年超过第二个1000亿元时，前后只花了3年；到了2004年，则一举超过第三个1000亿元，这意味着，“千亿级”的增长周期已缩短为1年！

　　正在兴起的第三次高潮，表明深圳的高科技发展进入了远航阶段。

　　决策，来自国家战略的期待。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球经济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

　　200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举行的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上，对深圳的自主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提出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为国内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创新型城市。

　　决策，来自广东省的厚望。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深圳高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特别重视、高度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多次视察深圳并作出重要指示。张德江指出，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是经济特区永恒的主题，要把创新作为深圳发展的根本动力。黄华华指出，深圳要继续做强做大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深圳最大的优势。必须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核心，争取在研发制造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决策，来自深圳跨越的需要。

　　深圳经过2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已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城市。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明显受到土地、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四个方面的严重制约。

　　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许多场合强调，“效益深圳”是新时期深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模式，“效益深圳”的核心就是发挥自主创新，调整经济结构，提升整体效益。向自主创新要发展的优势，向自主创新要发展的资源，向自主创新要发展的空间，走自主创新之路，是深圳可持续发展的惟一选择。

　　深圳的自主创新，开始从单纯的产业技术创新活动向城市主导战略转变。

　　专家指出，从过去十几年发展的实际来看，市委市政府在遭遇发展困境时，及时作出的几次重大战略调整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尤为重要，尽管每次都作出了短期利益的牺牲，但结果是换来了高新技术产业在更高水平上的跃进。

　　什么可以失误，战略不能失误。深圳的自主创新，始终在战略高位上运行。

　　改革的深度——形成“体制”“政策”落差，吸引创新要素集聚

　　英国伟大科学家牛顿的墓碑上刻写着一段著名的铭文：让牛顿降生，使一切变得灿烂光明。

　　现在，当然早已不是牛顿降生的时代，但是，深圳确实变得灿烂光明。因为，深圳拥有高新技术，深圳正在自主创新。

　　按照传统的创新理论，自主创新总是在科技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发生，创新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产业化的路径依次推进。

　　没有传统的科技资源，深圳的高科技自主创新为什么能够成功？

　　高科技发展从“无”到“有”的范本，世界上不乏其例，深圳与美国硅谷不一样，与台湾新竹也不一样。硅谷有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新竹离台北仅几十公里，还有工研院等高水准机构。深圳相对而言是一个边缘地区，远离技术源头，远离智力源头。有人说，这是一块要素资源的“飞地”。

　　改革释放了体制能量，形成了政策落差，吸引国内外各种创新要素集聚，这就是深圳由“飞地”变“高地”的创新路径。

　　深圳市长许宗衡指出，从深圳实践看，创新资源的存量并不是创新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人才、资金等都是可以流动的要素，决定资源流向的是机制、体制和环境。要创新必须先改革。

　　“深圳遍地是黄金。”说这句话的，叫冯冠平，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讲这种话，需要底气。他的底气是，其资产即将超过北京本部的总资产，销售额是广东省各大学销售额的总和。仅仅一个光机电重点实验室，6年接的企业订单就是6000万元。“这种事，在学校想都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在深圳却屡屡变成现实，体现了深圳科技资源集聚的能力。冯冠平把这些变化归功于研究院运行的“四不像”理论。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文化不同；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内容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机制不同。

　　他的体会代表了一种共识，对于自主创新而言，制度改革比技术创新来得更重要。

　　到市高新区采访，经常有一种兴奋：因为，这里是深圳许多新名词和新创造的发源地。比如，“官产学研资介”，“有效”与“扎堆”，虚拟大学园与孵化器等等。

　　虚拟大学园，是深圳的一种创造。1999年9月建立，到目前共有入园单位43家，网络成员18家，入园院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名校35所，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活动基地，香港院校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5所及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

　　产生这个创意，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内地院校已涉足深圳，但都是单打独斗，项目源不成体系，也没有机构管理。许多尝试失败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市高新区孵化器公司负责人回忆，“一些学校派来的老师，找个地方，把户口一调，项目没了，人也没了。”吸取这些教训，同时结合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等成功运作经验，于是有了现在的虚拟大学园。

　　有心之人，把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命名为“撕缝理论”：本来不是你的工作，你来做了，而且这个缝越撕越大。人才培养应该是教育局的事，科技成果转化应该是科技局的事，但落实虚拟大学园的却是高新区。为什么？这位负责人分析：“因为这里是前沿阵地，最先感觉到有这个需求。没有人做过的事，我们要把它做成。”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深圳的独特魅力：虽然创新资源存量很小，但中央赋予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功能，使深圳在扫清自主创新的制度障碍方面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人形容：“这好比水库的堤坝冲开了，水体才能流动，而且在流动中产生巨大的能量。”

　　深圳著名的“有效理论”由此产生：我们名义人才少，名义资源少，比如北京有400多名院士，我们没有，但我们具备有效资源、有效贡献。深圳可以而且已经让众多的国内外高素质人才包括院士把贡献留在深圳。有形资源是有限的，而无形资源是无穷的。

　　专家解释更具高度：深圳的贡献是使我国整个的创新体系更加有效。因为，它使蕴藏在我国科技基础结构中的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把许多原来在内地得不到应用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科技系统的小循环，融入经济社会的大循环。

　　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来自市场的自主创新力量，深圳率先改革，形成了一系列先发的政策落差。

　　采访中，市科技与信息局一位负责人讲了一则亲身经历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康佳与外资合作时遇到一个难题，如何评估引进的外资技术？带着疑问，他一头扎进图书馆，终于在国外相关法规中找到一个英文单词“软资产”，就是现在常说的无形资产。1994年，全国第一部涉及知识产权的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出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壮大，原来以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创新企业，由于在分配制度、管理机制、治理结构上出现的问题，导致技术、管理骨干外流，产生了一批有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包括今天的中兴通讯、迈瑞等龙头企业，就是在那个时期裂变出来的。

　　该不该管？怎么样管？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议论。这时，政府没有采取简单的行政干预的手段去解决问题，而是从政策法规的层面进行规范调整，在全国最早制定了关于技术入股、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和技术分红等法规，较好地解决了当时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构造了适宜的“大气候”。

　　有人说，深圳的每一个毛孔，都澎湃着改革的动力。移民城市的禀赋，深圳人敢闯敢试的性格，处处流淌着思变求新的血液。深圳的自主创新，因此拥有了丰沃的土壤——

　　深圳较早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是国内最早按市场经济规律推动自主创新的城市之一。通过用人制度的改革，深圳最早形成人才自由流动的机制；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创新、创造的活力；通过要素市场的改革，深圳的创新企业得以按照市场规律便捷配置创新资源；通过投融资制度的改革，深圳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资金链条等等。

　　对此，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感触颇深。他认为，深圳创造了“官产学研资介”产业化模式，“官”在前头起什么作用？那就是，政府不当“运动员”，也不当“裁判员”，只当“场地维护员”。

　　政策层面的改革调整，正是对产业需求、发展趋势的一种及时回应。我们发现，市政府扮演“场地维护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清理障碍物：每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梳理、筛选所有文件，凡是与自主创新政策相抵牾的，阻碍企业创新的条条框框，均一律调整或清除。

　　改革，让政府在推动高科技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准确的角色定位，进一步确定了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几个90％便是明证：即90％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90％的研发人员来自企业，90％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的发明来自企业。

　　开放的力度——

　　引进中竞争，消化中提高，本土创新企业群体崛起

　　瑞典斯德哥尔摩，因湖泊密布被誉为北欧的“威尼斯”。

　　静悄悄的变化正在风光迷人的湖畔发生：来自深圳的华为在这里成立了研究院，与世界通信巨头爱立信、诺基亚的研究所毗邻。有心搜集国外科技信息的国家科技部一位官员惊叹：现在西方媒体提到最多的中国公司，就是华为与中兴通讯。

　　几家深圳的企业，让世界通信业的版图开始重新划分—中兴通讯的GSM设备在2004年出现历史性的突破，进入了全球20多个国家，并发布了第一个由中国人提出的全球性数字集群标准—GOTA。华为则在多个领域开始进入全球领先者行列，NGN系统与程控交换机市场占有率排名世界第一，全球前五十位电信营运商中，22家与华为牵手。

　　几个深圳的产品，让国际市场为之侧目：半年前，深圳朗科公司发布最新成果“优芯II号”，这家成立仅五年的“海归”企业，再次在闪存盘核心技术——控制芯片设计领域让世界吃惊。而民科企业深圳迈瑞公司的监护仪已销售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英国皇家医院的20台监护仪，都是迈瑞的产品。

　　去年春夏之交，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尚勇考察深圳后说：“这里形成了自主创新的产业集群。它们就像山中的蘑菇，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片一片的。”

　　深圳自主创新的整体突破，深圳本土创新企业的群体崛起，是在不断开放中实现的。

　　世界成功的范例，坚定了深圳的开放决心：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吸收国外技术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投入比达到了1：5到1：8，这使得本土的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升。

　　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究。

　　深圳本土企业创新的起点是——用开放的心态聚集国内外创新资源，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学习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实现自身能力的快速提升。

　　深圳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最早实现自主创新并打入国际市场的是通信产业。而这一产业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是从代理、模仿国外产品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下著名的华为、中兴通讯等先后在深圳蛇口诞生，它们做的几乎是同一件事：代理国外的程控交换机。华为负责人回忆，香港公司看到市场局面已打开，就把代理权收了回去。成立才几年的华为，很快面临第一次的生死考验。他们意识到，要生存，必须自己开发程控交换机。

　　在代理产品的过程中，华为发现国外产品的一个不足，一打雷就烧。华为看到了市场，从这里入手开发新功能。不久，改装后的交换机面世。由于选择光纤作为模块的连接手段，可以满足农话对防雷、功耗等特殊要求，这样一个小小的创新，为华为交换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打开了大门。

　　一步一步，在与跨国公司的学习与竞争中，华为不断在高水平上突破，不断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市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也为其后的出口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

　　挤压格局，让深圳企业心忧如焚。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收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着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的高度垄断，从而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

　　几组数字，让深圳企业倍感压力。

　　在计算机领域，英特尔的税后利润是20％，微软的税后利润高达40％，而中国计算机企业才3％；一个小小的MP3，国际市场上售价约79美元，国外公司拿走了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需花32.5美元，我们的生产企业仅仅分到1.5美元的加工“血汗钱”！

　　华为形象地比喻：公司开发成功的芯片成本只需一美元，到国际市场买同类芯片需要200美元，200倍的差距！没有专利就是光着身体，不穿盔甲怎么能去国际市场拼杀？

　　“真正的技术，是钱买不来的。不能老让自家的农田长着别人的庄稼。”“只有核心技术才不会飘移，知识产权在深圳，产业主动权就不会飘移。”

　　与跨国公司多次过招之后，此时的深圳高科技企业，对自主创新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市场的比拼与残酷，同时让它们具备了创新的无限动力。

　　专家指出，深圳扬弃“市场换技术战略”，推行“以竞争换技术战略”，反制国外的“技术锁定策略”，在国际高科技产业链中把握了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

　　为了“活下去”，必须“游上去”——掌握自主核心技术，拥有自有品牌，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于是，10多年的深圳科技发展史出现一种特有现象：引进、学习、模仿、创新、突破，这样的发展路径，在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反复上演，精彩纷呈。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充电电池企业，将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结合起来开展自主创新，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工艺和核心技术，实现了60％的生产设备自主研发，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打出了中国品牌。目前比亚迪镍镉、锂离子、镍氢电池在全球市场份额分别处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位，成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制造商。

　　中集公司通过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奠定与巩固了行业领导地位，在国际竞争中崛起为集装箱制造行业的世界第一。研祥公司从单纯的技术引进到拥有国际先进的EIP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级产品，成为国内最大的工业控制系统设备生产商。

　　开放战略中，深圳先后五次政府组团赴海外揽才，把招揽人才的旗帜插到了美国硅谷，插到了大西洋，吸引了超过8000名“海归”来深创业。“海归”创业的群体，成为深圳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以市留学生创业园为例，500多家“海归”企业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赛百诺研制成功世界第一例基因治疗药品“今又生”，益心达的介入医学导管面世后，迫使七家国外公司的产品退出中国市场。

　　据统计，2004年底，深圳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达到125亿元，占GDP的3.67％，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5年1到11月，专利申请量为18024件，同比增长32％，名列全国第三。

　　开放引进与自主创新两条腿走路的格局，使外资企业与本土创新企业在深圳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形成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产业生态。一方面，本土企业在外资企业的市场缝隙中找到了生存的机会，赢得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本土创新企业的大量涌现使得整个产业生态更趋完善，降低了外资制造业迁移的风险。

　　不久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深圳吸引外资的成功之处，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进行了模仿，进行了突破，进行了创新，这也是深圳对外开放的意义所在。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模仿、突破、创新，使一大批深圳本土企业迅速成长。

　　历史的跨度——两个1号文件，从区域战略到国家战略，再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的自主创新，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刻度：往后看，是经济特区25年的光辉足迹；往前看，是“十一五”的起跑线。

　　历史将记录下这样的一笔：作为经济特区，深圳自主创新实践经过10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环境、市场、企业家群体、产业链、创新文化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等多方面的相对优势，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再“杀出一条血路”，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积累经验。

　　关注深圳的人士敏锐作出评判：这里兴起的自主创新第三次浪潮会比第一次、第二次来得更加猛烈。因为，深圳将把25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与财富，大规模、高密度、长周期地投向自主创新。

　　新的跨越，可以有若干个度量的视角——

　　它是对国家竞争力的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探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增加国民财富，如一些产油国。一些国家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成长，如一些拉美国家。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我们称之为创新型国家，如韩国、爱尔兰、以色列、瑞典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大约都在70％以上，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都在30％以下。

　　它是对世界产业转移与赶超机遇的回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知识成爆炸性的增长，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周期不断缩短。在19世纪以前，电从发明到应用，时隔282年，但到了20世纪，集成电路的应用仅仅用了7年时间，电话走进50％的美国人家庭用了60年时间，而互联网进入50％的美国家庭只用了5年。

　　它是对传统优势的提升。深圳将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为主线，全面推动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体制制度创新、对外开放创新、城市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和文化管理创新，在某些关键技术、核心领域、战略产业上形成领先优势。

　　新的跨越，必须迅速弥补自主创新中的短板。

　　补“研究”之短。深圳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大学、科研院所研究能力较弱。目前我市只有一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还没有一家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特别是对共性的关键技术的攻关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型科研机构还处于空白状态。对共性技术研发，企业缺乏动力和财力，需要政府积极组织和引导。

　　补“结构”之缺。电子信息产业一业独大，多年来占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都在90％以上，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比较缓慢。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倾斜，在支持力度上加强。

　　补“人才”之乏。深圳没有著名的高等学校且缺少大型高水平的研究开发机构和人才培训基地，“人才产出和加工”载体的缺乏，不仅导致深圳科技人才特别是对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来源和继续教育缺乏可靠的保证，还部分地阻断了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渠道。

　　新的跨越，需要落实自主创新的城市发展主导战略。

　　人才制度创新。

　　2006年1号文件的最大亮点之一，是人才政策的突破。一位参与文件起草的同志兴奋地说，人才政策将在7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深圳对创业失败的人才也将给予基本生活保障，全国首创，这会让深圳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冒险家的乐园”。

　　深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向人才敞开大门：1号文件规定，只要具有海外名校或国家重点高校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并获学士以上学位的人才，或我市优势传统产业领域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在深圳缴纳2年以上社会保险的技术人才，均可持人事、劳动部门的核准函件以个人身份直接到公安部门办理入户手续，家属按规定随迁。这将从根本上提升深圳创新人才群体规模与素质。

　　合作创新。

　　启动“深港创新圈计划”，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快速通关的制度安排，实现深港两地一小时车程范围内创新资源的便捷、合理的配置，把香港资本市场、科研实力、知识性服务业的优势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和创新文化的优势进行有效的对接，形成吸引华人创业者聚集的功能最佳区域，成为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基地。

　　管理创新。

　　“科技管理的自身创新和改革将决定着整个自主创新活动的成败。”参与文件起草的同志如是分析，1号文件的实施，将促进科技管理的模式从部门科技到全方位大科技模式的转变，从科技项目管理到科技资源管理的转变，从单兵作战到协同作战的转变，科技发展的目标从单纯的产业发展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未来的历史转变。

　　还有更多的创新，还会有更多的转变。变，才能通；通，才能达。

　　世界上第一个利用火箭飞行的人，是16世纪中国明朝军队中一名木匠万虎，他设计一种会飞的“飞龙火箭”。500年后，国际科学界在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以万虎的名字命名。

　　跨越，腾飞，是中国人几百年的现代化梦想。

　　在21世纪的入口，赫然写着这样的路标：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自主创新，才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深圳，承载着中国自主创新的希望。

　　鹏翼张风期万里。

　　世界关注深圳，中国期待深圳，我们祝福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