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2005年的记录

　　《南方周末》记者 傅剑锋

　　阿星的悲剧：“血酬”取代了“汗酬”

　　去年今日，也就是2005年元旦刚过不久，我正在介入一起令人恐惧但又必须要做的调查。

　　这个调查与一个以砍手方式抢劫的犯罪群体相关，他们活跃在深圳、广州一带，被老百姓称作“砍手党”。当时，一个被抓获的“砍手党”成员———18岁的犯罪嫌疑人向警方供认，他所在的广西温江村约有近百名年轻人以这种方式在珠三角谋生。

　　我意识到，在这个抢劫群体残忍化、年轻化、村庄化的背后，绝不是简单的道德沦丧。

　　在温江村我看到了他们生存的真相———这个村子极度贫困，不少村民一年都吃不上几次肉，实际人均货币年收入不足400元。已经被抓获的几十名“砍手党”成员，因为贫困，几乎小学都没有毕业，有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让我震惊的是，大多数“砍手党”成员在家乡没有犯罪记录。

　　为什么他们到了城市之后会发生如此急剧的蜕变？

　　没有文化就意味着不可能找到好工作。他们从事高强度劳动，即使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也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实现这些年轻人的城市梦想，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来自城里人的无处不在的歧视和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带了这个坏头”，放弃“汗酬”选择“血酬”就成了极有诱惑力的选择。

　　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贫富分化、城乡差异所造成的社会悲剧，这悲剧使一些人的人格体系、道德体系发生了分裂与变异，而这种变异，又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城市的安宁。

　　没有想到，我的这种判断会在半年后以极为离奇的方式被再次证实。在“砍手党”调查中认识的温江村打工者阿星与大多数“砍手党”成员是小学同学和好友，他数年来在城市中艰辛打工，以脆弱的道德底线抵抗住了一次次犯罪诱惑。在那一次采访之末，他告诉我，如果城市生活把他逼到绝境，他可能最终也会扛不住，一样走上犯罪道路。

　　谁知一语成谶。半年之后，2005年7月，阿星因劳资冲突杀死了工厂主管，并在逃亡路途上要求我陪他去自首。

　　阿星从努力向善到宿命般地落入犯罪深渊，使我更为深广地思考起这些新生代民工的命运。他们的父辈只想赚到钱回家过日子，对他们来说，在城市安身立命才是最终目标。

　　不幸的是，城乡藩篱造成的歧视和制度鸿沟，让他们的城市梦想变得渺茫。如何让这些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打工者合理地分享改革成果，不只是抽象的公正问题，至少目前，也是社会安全问题。

　　说到治安，在一些有庞大外来人口的城市这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8月，广州市为了整顿治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我在采访中发现，虽然“飞车党”、“砍手党”、“拍头党”、“背包党”等犯罪团伙遭到了严厉打击，但是，以外来人口为犯罪主体的局面并不能在短期内改变。

　　广东省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我国社会的转型之痛和区域差距拉大之痛，即使这种痛并不是某一个省份造成的。因此，改善城市外来人员的生存状态，也不是某个城市的事，这需要整个中国社会政策的系统改善，以及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共进。

　　这种疼痛是广泛而危险的，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去年初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就警告：“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所谓“和谐社会”，对这样一个时代，早已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了———这关乎国家的命脉和公众的福祉。

　　发廊女的悖论：“爱情”链接了“色情”

　　在改善自身命运方面，这个群体的资源与能力也常常是匮乏的。10月，我在兰州市调查的发廊女苟丽之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贫困的乡村女子深爱着丈夫，但为了还债，她放弃了工厂月薪300元的工作，做起了发廊里的“小姐”。

　　刚做了一个月，苟丽就被收容了。为了救她，丈夫又花了1万多元，旧债未还新债高筑。还是为了还债，四个月后苟丽又重操旧业。没做几天，9月3日，她被一名嫖客勒杀在出租屋里。

　　警察在整理苟丽的遗物时发现了她在收容所里的两本日记，篇篇都写满了对丈夫的思念。与日记在一起的，还有满满一袋纸折的心，每颗心上都写着“吻你”、“爱你”，共有一千多颗。

　　社会学家潘绥铭告诉我，这样为生计所迫从事色情业的妻子或母亲，在他所调查的性工作者中占一半左右。

　　沉重的事实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于她们，不能简单地打击，而是应该更多地设计惠及穷人的制度安排———政府应在保障贫困人口的生活与教育方面提供更多更急需的公共品。惟有此，才能正真消弭类似的悲剧。

　　代课教师的价值：40元月薪与中西部的义务教育

　　从目前情况看，公共品不足的问题短期内还难以彻底解决，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这种状况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在采访完苟丽事件后，我在对甘肃渭源县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的采访中得知，这个县有70％的代课教师月工资只有40元～80元。该县62岁的代课教师王政明，一辈子教出了70余名大学生，每月的工资却从未超过40元；陕西省蓝田县的代课教师李小峰，13年来几乎一个人撑着一所学校———像这样的代课教师，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还有60万。

　　这60万代课教师的命运，正是城乡义务教育长期的投入不均衡所致。令人振奋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从岁末年初连续不断的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级政府对改善农村教育现状所做出的努力。

　　在这次调查采访中，使我感动的还有敢于打破基层官场潜规则、为民请命的基层官员———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当他了解到代课教师的现状后，即含泪写下万言报告，上书甘肃省委和国家教育部，并在媒体上呼吁社会关注。这种做法有违官场惯例，让一些人“很不高兴”，但李迎新告诉我，只要真能就此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哪怕丢官也值了。

　　值得高兴的是，甘肃省省委书记苏容对李迎新的调查做出批示，给予肯定和支持，并要求有关部门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2005岁末，我得知消息，数名甘肃省甘谷县山区的代课教师在冰雪路上跋涉数百公里赶到渭源县，向李迎新这位“代课教师的代言人”表达谢意。

　　民间良知的行动：公民意识与和谐社会

　　这样的民间良知在我定点观察的深圳市同样丰富而特殊。

　　9月，我在深圳调查了一个与众多的骗子公司孤身斗争的反诈骗人士———冷锋。他蜗居在深圳城中村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出租屋中，却有着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和侦探式的智慧。他曾数次营救受骗者，几度提供线索协助警方破案，还在央视《新闻调查》等栏目大揭经济骗局。———在这里，我看到了孕育在民间社会里昂扬的公民意识与生命意志。

　　这种宝贵的精神还以一种富有探索性的方式体现在另一位深圳市民李红光身上。她自费万元在报纸上做广告，希望“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她提出的十多件关乎公共利益的议题。

　　这种探索性更为直接地作用于深圳律师协会，他们两年来致力于自觉的民主实践，是我选择的一个长年观察的样本。他们从律师中直选律师协会会长，并通过民主程序启动对会长的监督、罢免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一旦发现制度缺陷，他们又以宪政精神为内核，调整“游戏”规则。前不久，换届直选新上任的会长李淳按利益回避规则，主动停掉了能给他带来数百万元年薪的律师执照和律师业务，着意遵守规则做一个清廉的会长。

　　2005年，我亲身接触到的这类人不胜枚举。我知道，在广袤的生活中，已为人知或只是默默苦干的人们更是不可胜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正是这些人，使我们感到生命与历史的热度，使我们相信正义、良知从来不曾失守，使我们看到了发自人心的无上力量以及我们时代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