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义工服务入考核 是否违背志愿性原则

　　上海普陀区自2004年开始试点公务员义工制度，在全区2500人的公务员队伍中，倡导“争做义工为他人，个人社会同进步”的义工理念，规定公务员义工每人每年累计参加义工服务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并作为公务员年终述职考核的参考。

　　这一制度试行后，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将义工服务纳入公务员考核，是否违背了义工“志愿性”的原则？公务员做义工是否会流于形式，最后变成一场政府的“秀”？

　　慈善事业发展 催生公务员义工

　　普陀区位于上海西北一隅，辖区内低收入人群、在册登记残疾人和享受政府救助的人群共约7万人左右。普陀区政府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自2002年以来，在上海率先探索建立经常性捐助接受点，最早在普陀区曹杨街道成立了一家“衣被银行”，此后又积极探索建立了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即长寿街道慈善超市。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目前普陀区公务员义工已有1900多人，占全区公务员总数的70％以上，公务员义工累计服务时间达4万多小时，全区有330多名公务员完成了40小时的义工服务。

　　所谓“义工”，是志愿为他人无偿服务的人。将义工服务纳入公务员考核，是否违背了义工的“志愿性”原则？对此，普陀区委副书记叶维华认为，目前政府只是在“倡导”而非“强制”；对于不参加义工服务的公务员没有任何处罚，但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公务员义工或单位则给予奖励。

　　叶维华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家庭小型化、社会老龄化、生活社区化正成为社会新特征，广泛开展义工服务，不仅能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政治稳定，而且能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氛围，推动现代文明社区建设。在我国民众“义工意识”尚不浓厚的情况下，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应该率先起到示范作用。

　　事实上，将义工服务纳入公务员考核并非普陀区政府的首创。在香港，公务员参与义工活动不仅有实施计划，还配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和奖励政策。特区政府60多个部门成立了70多个志愿者组织。在美国、法国、墨西哥等国家，报考大学及大学毕业后就业，都要求有志愿服务的记录；一些有过错或轻微违法的孩子，得到的“罚单”也是要求在某处做一定时间的义工。韩国教育厅甚至规定，中学生必须参加一定时限的义工服务，义工经历在高考成绩中要占到8％的比例。

　　“志愿精神的培育有一个过程，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来倡导和激励志愿服务，是世界通行的做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教授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采取一定措施推广志愿精神，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积极作用。”

　　制度保证 避免公务员义工流于“作秀”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开展了义工活动，其中深圳作为全国开义工服务先河的城市，义工服务已成为该市社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这项活动的深入，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共同的困惑：义工服务靠什么来支撑？因为仅靠参与者一时的热情很难持久。

　　在新疆，据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02年到2005年的三年间，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已呈下降趋势，其中能够坚持参加活动的志愿者比例并不高。该市红十字会宣传部长孟振江认为：“目前的义工组织还比较松散，所做的大多是发动性工作，处在较低的层面，缺乏制度管理，缺乏对义工的组织和系统的服务技能训练，不能做到很持久。时间一长，义工们在服务中也会因为缺乏指导而影响服务质量，热情自然会下降。”

　　在长春，很多敬老院里的老人们还受到“填鸭式”的慰问：平时无人问津，冷冷清清，到了春节、雷锋纪念日、“五四”青年节等几个节日，敬老院里就会热闹非凡，大家竞相献爱心。但一阵热闹过后，留给老人们的是更深的孤寂和漫长的等待。为了避免受到“感情落差”的伤害，许多老人都拒绝接受这种“运动式”的义工活动。

　　为了将公务员的义工服务落在实处，不搞“形式主义”，普陀区将公务员义工制度与全区的慈善事业挂起钩来，将全区的11个经常性捐助接受点、10个慈善超市、22所养老机构和100个社区老年活动室，都作为“义工服务基地”，结合每一位公务员的专长，倡导他们参与经常性的社会捐助和慈善救助、募捐等助困、助学活动，参与独居老人守望工程、老人精神慰藉、老人生活照料等助老活动、以及参加对社会上特殊群体的关爱等公益活动。

　　普陀区重视完善义工工作机制，如为了便于考核，便统一制作了义工服务记录手册。公务员义工在全区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义工服务基地参与义工服务，服务结束后，由义工服务基地相关负责人注明服务时间、服务质量。为促进公务员义工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保障公务员义工权益，普陀区还决定专门建立“公务员义工服务基金”。

　　与此同时，普陀区还将公务员义工活动与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将义工活动制度化、经常化，也避免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轰轰烈烈走过场的尴尬。例如，普陀区司法局已确立每个月举办一次“为民服务日”，为社区群众上法制课、开展大型法制宣传活动；普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也定期走进社区，为居民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咨询、短斤缺量识别、免费检测、食品安全讲座等活动。这些义工服务既发挥了公务员的特长，又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实施《公务员法》会议上，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在实践中培育和宏扬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公务员精神”，而政府的职能转变也离不开公务员精神状态的转变。普陀区机关党工委书记唐建芳认为，倡导公务员做义工，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务员对社会主动奉献的意识，使公务员直接接触社会，贴近困难群体，从而在工作中寻找薄弱点；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群众对公务员的了解，扭转我国部分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作风，倡导公务员为百姓上门服务、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将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

　　“义工”送人玫瑰 公务员手留余香

　　普陀区的小戴（化名）至今仍记得三年前那个冬天晚上，她作为一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两年的犯罪分子，在居委会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第一次与倪锦见面的情形。倪锦，这个看上去文静时尚的女孩与她年龄相仿，所不同的是倪锦是上海普陀区政府的公务员，志愿当她的心理矫正医生，而她则是被矫正对象。

　　然而，自那以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倪锦就来找小戴谈心聊天，邀她一起逛街购物、听法制讲座、参观监狱、参加社区公益劳动和社会捐献活动，俨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小姐妹。

　　在倪锦的带动下，小戴开始捐款帮助因父亲不幸意外身亡的高中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捐款支援社区产下四胞胎的夫妇，将家里闲置的衣物捐到“爱心超市”送给需要的人。每一次捐献，虽然钱物不多，却都能让小戴感受到内心中深刻变化：从过去把手伸向不义之财，到如今用自己的双手为他人送去温暖，一种久违的自信又回到她心里，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并积极到业余大学学习。由于表现突出，小戴在服刑期间多次受到表扬，刑期未满就得到一份理想工作。

　　2005年初服刑期满后，小戴也志愿加入了社会矫正的义工行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他人勇敢地回归社会。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小戴常常感激地对倪锦说：“我这颗绝望的心能渐渐热起来，离不开你们这些好心人给我的真心关怀和热情鼓励。”

　　目前，公务员义工成为普陀区义工队伍的骨干力量，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许多人都将公务员义工“服务记录手册”称为“群众高兴记录手册”。普陀区居民陶凤英家附近有一个经常性的捐助点，她经常看到街道干部在那里做义工服务，这让她对公务员的印象大为改观，她说：“以前我总觉得机关干部高高在上，说得多，做得少，现在我的印象改变了。”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普陀区许多公务员在积极参加义工服务后都感到获益匪浅。普陀区公务员倪锦三年如一日为社区服刑人员做心理矫正，她说：“虽然我放弃了一部分业余休息时间，但通过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行动，体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激发了内心的道义感。”

　　普陀区财政局公务员段伟军和同事一起曾经为40名盲人旅游做过义工服务，他说：“虽然这次活动只有短短的三天，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漫长的回忆，让我们心灵经受了一次洗礼，让我们感受到无私奉献的快乐。三天的义工生活如同一面明镜，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为我们指明了还需努力的方向。”

　　普陀区区委书记周国雄也多次参加过义工服务，他说：“每一次参加义工活动，心灵上都受到了一次震撼，特别是看到自己的辖区内还有许多困难家庭需要帮助，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很大，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地考虑群众利益。”

　　“现在老百姓看共产党员有‘三看三不看’：不看长远看现状、不看中央看基层、不看怎么说只看怎么做。”普陀区委副书记叶维华说，“公务员义工可以架设起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增强党在群众中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