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副教授讲述北京卖米遇冷背后

　　（郑州晚报）

　　“虽然这些米还没有卖掉，我已经心力交瘁了，但感到还有干劲。”带农民进京卖米的农大副教授何慧丽表示 图片来源：竞报核心提示：2006年初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现在每天能卖500公斤大米

　　郑州晚报：何教授你好，这两天卖米的情况怎么样？

　　何慧丽：北京这边的媒体报道了卖米的事情后，很多北京市民都知道了，这两天的销量好一些，但还是不太理想，6日卖了400公斤，7日有500公斤了。

　　郑州晚报：这比刚开始好多了，而且是处于上升趋势，你对这个状况还是不满意吗？

　　何慧丽：我们的米是真正的无公害产品，而且价格也不高，为什么就卖不过其他大米呢？这跟我们刚来时的想象差别很大。

　　郑州晚报：你到北京几天了？

　　何慧丽：我们是去年12月22日来的，已经半个多月了，带来的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还有不少呢。

　　郑州晚报：我们在郑州看到，你在兰考扶持的南马庄合作社在卖米时也遇到了相似的困境？

　　何慧丽：我们每天都要通电话，郑州那里是我们的一个分点，遇到的困难应该是暂时的，他们都很有信心。

　　郑州晚报：相比较而言，你们的米与其他的无公害大米到底有什么不同？

　　何慧丽：我觉得有4点，一是这批米是按照无公害标准生产出来的第一年的大米，而且是农民自产自销的，质量有保证；二是兰考农民是带着善心、爱心和责任心来北京卖米的；三是我们种植的大米是69户农民一起种的，按照统购统销的方法购买种子、化肥等物资，确保每个环节都符合标准，直到大米上市；四是能按照我们的操作规则来执行的很少，我们的设想是，按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模式，减少中间环节，一方面可以降低费用，另一方面也可保证质量，打造牌子。

　　郑州晚报：现在市场上销售的不少无公害大米都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能讲一下，你们的不同之处吗？

　　何慧丽：自2005年以来，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利用黄河水灌溉的优势，严格按照无公害大米生产的规程操作。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的协会还成功进行了无公害大米产地认证、产品认定，注册了商品条码和“鑫合”牌商标。这些都能保证我们的产品是独有的。

　　郑州晚报：第一年收获的大米有多少？

　　何慧丽：一部分是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的69户农民生产的300多吨，其他的还有400来吨需要销售。

　　卖大米是无奈之举

　　郑州晚报：在北京为卖大米召开新闻发布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你的一个策划？

　　何慧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本来我们以为种出来的无公害大米会热销，可是一到市场上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把大米卖出去，于是找了北京的媒体朋友、销售专家等来帮助想办法。

　　郑州晚报：你还邀请了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人大的温铁军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

　　何慧丽：兰考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项目也倾注了温教授的心血，他知道情况后主动给我们的大米写了这封推荐信，也算是对农民和顾客两方面的一个保证吧。

　　郑州晚报：无论是你还是温铁军教授，都想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把大米卖掉，你觉得这种方式管用吗？

　　何慧丽：当今社会很多人已经不再完全信任广告，教授身份或者权威推荐就能起到效果吗？显而易见，人们不买无公害大米的账，并不是不吃无公害大米，而仅仅是为了避免上当受骗而作出的消极退让选择：买了就可能上当，不买才永远不会上当。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只是在尽一份社会责任，努力改善和改进农村的条件，但是农民是重视现实的，如果纯粹地给他们讲述理论肯定不管用，还要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媒体报道了我们的事情后，销售的情况好多了，这说明消费者还是认可的。

　　郑州晚报：您觉得大米不好卖的原因主要在哪儿呢？

　　何慧丽：主要是北京市民还无法确定我们的大米是真无公害还是假无公害，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任何产品被市场接受都有一个过程，不能埋怨什么。

　　郑州晚报：你们尝试过其他方式卖米吗？

　　何慧丽：刚开始我们也想通过批发、进超市等，但是都行不通，市场有市场的规则，我们也不能改变或者去屈从它。

　　因祸得福的第一次卖米

　　郑州晚报：你这是第一次卖大米吗？

　　何慧丽：也不是，之前我们在洛阳被骗了一次，损失了8000多元。

　　郑州晚报：具体是怎么回事？

　　何慧丽：当时，无公害大米协会的一个理事与洛阳一家商贸公司联系，订购了20吨大米，当时双方商定的价格是每市斤大米1.90元。该公司一经理先是说要回扣，后又在支付了4000元钱的情况下分几次索要礼金6000多元，后来证明这是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虽然大米最后要了回来，但是来回的运费等都赔进去了。

　　郑州晚报：这是不是协会遭遇的第一个教训？

　　何慧丽：应该是，目前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讨说法，这次教训对合作社来说十分深刻，损害的是很多人的利益。我们在做公益事业，却还有人这么没有良心，这让我接受不了。

　　郑州晚报：这些遭遇是不是与农民缺少市场风险意识有关？

　　何慧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能怪他们，本来他们就是农民，是一群讲良心的农民，这么险恶的事情他们没有经验去应付。

　　郑州晚报：那20吨大米最后的去向呢？

　　何慧丽：也算因祸得福，中原油田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把这20吨大米全部买走当作年终福利发给员工，钱当时就给我们了。

　　卖米折射社会信任危机

　　郑州晚报：通过这次卖米，你有什么感受？

　　何慧丽：感受很多，一言难尽。首先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会教书，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其次是合作社要走的路还很远，要有运营市场的能力，要变成多面手；此外最大的感受就是关于市场诚信的问题。

　　郑州晚报：卖大米跟市场诚信有什么关系呢？

　　何慧丽：现在的市场里，很多商贩只讲利益，不讲良心，他们不择手段地逐利，让整个社会都陷入到诚信危机中，你说你的大米是无公害，没人敢相信，这说明什么？不是社会诚信危机吗？

　　郑州晚报：你和温铁军教授依靠自己的身份来证明大米的“无公害”，这么做是想应对这个危机吗？

　　何慧丽：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倡导的是一种与市场潜规则相对立的运作规则，在农村，农民也知道给庄稼打农药是有害的，但病虫害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但用，还得多用，怎么省力多产就怎么操作。就是这样，我们才要克服这个陋习，要让农民互相监督，让他们按照科学的流程生产，这样才能生产出安全的食品来。这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郑州晚报：但是，也有人认为你的做法违背了市场运作规律，而市场是不认你教授或者学者的身份的，因此失败是难免的，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何慧丽：我也承认，我们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要团结大家的力量去抵制一些中间环节的剥削，比如说购买农用物资，我们组织几百户一块购买，以合作社的名义直接去和厂家谈，肯定会比市面上便宜很多。销售产品也是这样，直接上市，避免了中间商贩的加价，给消费者更多的实惠。这虽然有悖于传统的市场规则，但相比以前一盘散沙的局面，会让农民挽回了不少的损失！

　　郑州晚报：我在兰考采访时，曾与政府官员有过交谈，他们中也有部分人认为你的想法有些偏激，你怎么理解？

　　何慧丽：这是正常的，我只是一个挂职的副县长，是带着社会使命和责任感下去的，与那些长期工作在基层的政府官员的想法肯定会有不同，但是大家为农民谋利益的想法是相同的。

　　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前行

　　郑州晚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你和合作社极力推广这种无公害大米，如果成功了是一件好事，如果失败了，那可是无数农民的饭碗，如何去面对呢？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

　　何慧丽：这个话题很沉重，如果这次试验不成功，对我来说是一次教训，可是对农民的伤害却是深远的，甚至会导致他们不再相信知识分子，不再相信政府，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我之所以会想尽办法帮他们卖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样的试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郑州晚报：据我们所知，你已经在3个月前离开了兰考，被调到开封市禹王台区任挂职副区长，为什么还要帮助兰考的农民呢？

　　何慧丽：在兰考的合作社建设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也是作为探讨中国农村出路的“新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重要载体，内容是帮助农民进行合作与互助，改变农村面貌。这是一项很浩大、令人振奋的试验。我在兰考展开的一系列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希望通过外在资源的激发和带动，促成一些村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建立，探索出进行乡村建设的自下而上的内源性机制，尝试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留在乡村的人找出一条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可行性之路。这个试验是不分地域的。

　　郑州晚报：按照中国农业大学和开封市的协议，你作为博士生，在兰考的挂职已经满两年了，本可以回去，为什么又选择了续约？

　　何慧丽：我一直在追问自己“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在兰考的两年，我开始发现真正的使命是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我曾经和一个记者谈起过，我的这段挂职经历如同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实践，与其说县域以下的人们需要我们，不如说我们更需要这段经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这些人一直走的是单向度的路，做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脱离了国情的学问，丢掉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我们所要做的，一是深入现实老老实实地反省；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 郑州晚报记者尹海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