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见死不救问题需要制度配套

　　在近日召开的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强调，对于危重病人和需要救助的病人，要坚持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绝不允许见死不救。公立医院从事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除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外，应建立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解决弱势人群的特殊困难。（《北京娱乐信报》1月8日）

　　高部长的这番话，让人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王建民事件。2005年12月13日晚，在北

　　王建民事件引出了贫困危重病人的救治责任问题。我们固然应该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谴责某些医院医德缺失、见死不救，但是这类病人的医疗费用由谁买单，却不是靠道德谴责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高部长开出的药方是，公立医院开展一定规模的特需医疗服务，所得收入用来解决弱势人群的特殊困难。略加思索就会发现，这里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卫生部要求防止盲目扩大特需医疗服务规模，以免影响基本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建立医疗救助基金又要依靠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限制这种服务显然不利于救助弱势人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因为主管部门把问题全部推到了医院头上，希望医院通过市场化的牟利手段予以解决，却回避了制度不够完善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西方国家的穷人生病之后怎么办。无论是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施行全民免费公共医疗服务的占多数。在加拿大，国民无论穷富均享受相同的免费医疗服务，甚至不允许个人花钱看病。在美国，穷人吃医疗“免费午餐”的主要方式是申请由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美国每个州还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名目繁多的免费保险计划。在美国看病一般都不需要当场付钱，当账单寄来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付，就可以向医院社区医疗救济事务办公室说明自己的情况。经过调查后如果确认情况属实，医院就会全部或者部分免掉你的医疗费用。支撑这些救济措施的，是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医疗救助方面的上万亿美元财政开销。穷人看病，政府买单，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

　　有人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无力负担穷人的医疗保障。可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平均负担卫生总费用的57.2％，而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只负担了39.4％。近些年来我国GDP高速增长，政府税收更是突飞猛进。短短6年时间内，全国财政收入就由1999年的1万亿元，增长到2005年3万亿元。与此同时，看病贵却成为新的民生三大问题之一，公众普遍感受公共医疗服务远不比以前。显然，这不仅仅是政府的经济能力问题。

　　有专家说，目前的公立医院丧失了“公益心”。其实，与其说公立医院缺乏公益心，不如说制度不够完善更合适。近些年来的一些医疗政策，比如说“以药补医”，比如说提高服务价格，以便建立所谓“合理的补偿机制”，实质都是推卸责任，向患者转嫁财政负担。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荒唐的“医院反哺政府”现象。

　　要解决王建民这样的病人的医疗救助问题，仅仅靠公立医院从事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加速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才能使穷人看病就医的费用问题得到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见死不救问题还需要制度配套。

　　(稿源：红网)

　　(作者：莫林浩)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