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19}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更难。但老鬼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真实。作家老鬼直面母亲过去的经历，不为亲者讳。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 ●从表面上看，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全面了，思想性更强了，更紧跟时代了。 母亲就坐在郭开的对面。这是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三十岁左右男子。他的文章发表后，母亲没有对他的批

　　母亲本以为郭开会对《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没有料到，郭开尚未开口，周围同志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

　　有的说，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这样写她才有艺术感染力；有的说郭开不懂文学，没有缺点的人物是没有的，文学就是要写出有缺点的人物如何进步，如何变完善，这种有缺陷的美比完美无缺的美更有意义；还有的说，郭开的批判不实事求是，简单片面，粗暴武断……

　　发言之热烈，应接不暇，郭开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场面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导演崔嵬和陈怀皑也都没有想到。约来对《青春之歌》的电影开拍提意见的会，竟然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了。

　　据母亲说，郭开当时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解释说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是有个记者鼓励他写的。那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听到有些老工人说，《青春之歌》里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谨。这个记者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给整理出来，想予以发表。郭开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从来没写过，但那个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工人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还答应帮他修改，这才把文章写了出来。

　　座谈会上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

　　崔导演在会议结束时有些激动地说：不管怎么批判，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面对巨大的成功，母亲非常谦虚。她根据这次讨论中广大读者所提出的意见，也采纳了郭开批评中的正确成分，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以突出她和工农相结合。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报》上连载。

　　不难看出，郭开的批判是极左的，他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概念出发，对《青春之歌》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改动，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郭开极左观点的一些影响。

　　她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的内容；增加了对林道静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增加了林道静思想改造方面的描述。

　　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思想大解放，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的，违背了生活真实，从而降低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

　　张化隆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说：

　　修改后，并没有使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为了完成林道静阶级立场的转变，在后增加的8章里安排了正反两种生活教员，让她过两关：为解决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让她过郑德富那一关；让她在麦收斗争中认清地主宋郁彬的真面目，从而过阶级斗争这一关。这两关集中一点是过家庭出身关。这样作者就从一定的政治命题出发，把无限丰富的生活做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绎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严重地损害了林道静的形象。

　　他认为，修改版本增强了对林道静的批判，是作者的一大败笔。

　　张化隆还认为：

　　《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党后的林道静不如入党前的林道静，这原因就是作者已不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已不再把她按照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所固有的生活规律来写，而是过早地把她作为理想化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来写了。

　　但是母亲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的章节。相反，她正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因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人随手就可以说出很多来。她认为这样的修改补充，对林道静的塑造是有益的。

　　从表面上看，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全面了，思想性更强了，更紧跟时代了。按母亲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这完全是真实的。但在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看来，母亲这样做却有迎合政治口号，图解政治概念，随意编造情节之嫌。

　　战争年代，因为极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知识分子干部所遭受的各种考验、磨难，甚至批判远比工农干部为多。似乎知识分子干部天生就比工农干部矮一头，因此必须要拜工农干部为师，脱胎换骨地改造。母亲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局限。她诚心诚意地意识到初版的《青春之歌》对女主人公与工农结合部分写得不够，批判不够，立刻补写了一段林道静在农村。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认为这么增加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虽然母亲也知道有相当一批人对修改本持批评意见，认为改糟了，但她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恢复初版的原貌。她认为《青春之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为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一部作品不能变来变去。

　　1991年6月，母亲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 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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