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贺岁片”

　　标题不是反对贺岁片，我没有这个胆量。全国人民要快快乐乐过年，包四喜饺子，看春节晚会加贺岁新片。普天同乐，天经地义，世界洁净无贼，何人会反对？

　　我的标题打快了，引号错置：不是“反”贺岁片，我只是想说：“反贺”岁片，或许是个更好的主意。

　　“贺岁故事”是英国人，叫狄更斯，他在一百五十年前发明的文体，集成一本《圣诞欢歌》。狄更斯很创新，此后人人学样，情节就公式化之极———世界上有好人坏人：好人受苦，坏人得意；好人宽容，坏人心窄；好人乐天，坏人老跟自己过不去。一年364天如此，但是圣诞夜要翻一下个儿，让那种得意、凶狠、心窄的坏人“觉悟”一夜，做点好事，第二天呢无妨依然故我，继续为富不仁。但是圣诞平安夜，人人必须变一下。

　　此种“贺岁”故事，一看就是“反现实主义”。人的本性哪能那么容易改变？这种故事，无非是讨个彩头，许个愿。过节就能“改造社会”，还要花若许力气革命或者改良吗？天天记住节庆精神，欣赏互相交换的礼物，人类不就进入大同天地？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贺岁小说”或“贺岁片”的毛病，不在于虚假不现实，而在于太真实。每年这一夜，凡是货真价实的坏人都想做一点好事，凡是老实巴交的好人都想放纵一回；营养不良的穷人必需饱餐一顿，捞足捞够的富翁都愿意施舍一点。所以我怀疑所有的节庆，都不是“文明”的产物，而是原始社会平等精神残留。最明显的例子，圣诞节，连战争都可能打不下去。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波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出现过“圣诞休战”：交战双方士兵，小心翼翼地互发信号，谈定了条件，才跳出战壕，在篝火旁握手言欢，打牌歌舞，分享过节伙食，踢一场足球友谊赛。

　　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下层士兵的“反战”抗议。但是现在研究档案发现，指挥官虽然生气，冲淡了冬季攻势的腾腾杀气，但是都睁眼闭眼，没有去抓几个带头人就地正法。而下级军官参加战地狂欢的为数不少。

　　可惜的是，第二天大炮又开始轰鸣，狙击手又狠又准地打烂昨天刚拥抱过的对方守门员头颅。各交战国一贯煽动沙文主义热狂的报纸，都赞扬报道“节日停战”，但是也都警告：假日一过，就该为国壮烈牺牲。

　　这本不奇怪：一年中吵得不亦乐乎的兄弟姐妹，圣诞都要聚一桌。谁借醉生事，谁最没风度。要打官司，明天就是来年，什么都来得及。

　　由此可见，“贺岁故事”实在是假中之假。真正贺岁，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果然近年开始流行“反贺岁片”：《恐怖圣诞》（SurvivingChristmas），《一家疯子过圣诞》（ChristmaswiththeKranks），甚至《圣诞坏老》（BadSanta）。里面有老太太吸煤气自杀，假扮的圣诞老人行凶杀人，堆雪人的木铲可以把人打晕。各种各样本来应当过了年节才发生的事情，成了反贺岁片热衷的故事。

　　如此冲撞神明，亵渎喜庆，会不会遭观众反对？票房实践证明恰恰相反：老老少少观众都蜂拥去看这些有意败坏吉利的电影。《恶人》（Elf）及时在节令上演，一周票房收入为投资的九倍。观众掏腰包之余，感谢导演让他们在圣诞的灯彩酒香中看到，人的劣根性不会改变。人类不再原始，文明已经成熟。

　　我喜欢在吉庆宴会上大声讨论不吉利题目，例如明年流感爆发、股市大跌之类，引起全场侧目，我偷偷窃笑：至多明年不请我。鲁迅说过：不吉利话，是最真实的话。只是过节的人，不喜欢知道真相。

　　一年年过去，吉利已经变成虚伪，贺岁总会甜腻陈旧，那时人们就会欢迎“反贺岁片”。我在此宣布：我已经想出一个坏人在除夕轰轰烈烈做坏事的故事，不知哪个中国导演敢拍，哪些中国观众会对我表示感激？

　　《江南时报》(2006年01月10日第二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