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

　　1953年11月的一个下午，一位英姿焕发的年轻军人，在打靶场上刚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突然接到电话:即刻前往公安部报到。

　　军令如山倒。靳三旺坐上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直驶公安部。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八局局长岳欣，正端坐在部长办公室，来了个开门见山:“小靳同志，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派你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过去我们也派过一些人，但都没有完成任务，这次就靠你了。”罗瑞卿握住靳三旺的手。“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才像我的兵嘛！去吧，小靳同志，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希望你珍视它。”

　　回答的声音是洪亮的，但靳三旺心中忐忑不安。上车时，他忍不住向岳欣打探道:“岳局长，我就问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那些人为什么都完不成任务呢？原因在哪里？”岳欣见靳三旺这么机灵，低声回答道:“那两个家伙没完成任务的原因其实也简单:一个与厨师打了架，居然用刀子把人家的胳膊划伤了；另一个更是荒唐，居然连自己的手枪也没保管好，走了火。人家不被他吓坏才怪呢！”

　　由此靳三旺大致知道了一件事，就是自己将被派到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长的身边担任保卫工作。而那位中央大首长究竟是谁呢？

　　两天后，岳欣局长送靳三旺离开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把他带到了北京东城区一座四合院前。趁哨兵验证开门的时候，靳三旺抬头看了一下门牌:方巾巷15号。当年，画家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就曾听从康有为的建议，居住在这条方巾巷里。

　　进入院子，一位被称做卢秘书的年轻女子(卢季卿，宋庆龄1950年至1958年的秘书)笑吟吟迎上来，把岳欣和靳三旺领进了正对院门的那个会客厅里。

　　会客厅正中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端庄典雅、面目慈善的中年妇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笑，向着来人微微点头示意。靳三旺觉得这位女士很面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岳欣向她介绍道:“宋副主席，他就是新来的靳三旺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考察，决定从现在起派他到您这里来工作。”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呀！靳三旺恍然大悟，行了一个军礼:“宋副主席您好。”

　　宋庆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向靳三旺伸出了手:“欢迎你来帮助我工作。听说你在部队里表现不错，打仗勇敢，又立过战功，你来帮助我工作我非常高兴。”

　　在靳三旺的眼里，宋庆龄顶多也就四五十岁，红润白皙的皮肤，略显发福的体态和一丝不乱的头发，根本不像整整60岁的老人。

　　阿姨称宋庆龄为“所长”

　　宋庆龄让服务员钟兴宝阿姨领着靳三旺四处走走，先熟悉一下环境。楼上是宋庆龄和钟兴宝居住的房间(保姆李燕娥留守在上海的宋家)，楼下是会客室、小餐厅与书房。

　　小餐厅里摆着一套红木桌椅和一台冰箱，会客室里摆着一台外国钢琴，钢琴上方还亮着一盏红色的小电灯。钟兴宝告诉靳三旺，这里阴暗潮湿，主子为防钢琴受潮损坏，除了长年把琴盖打开外，还在上方点亮这盏红电灯，以起到除湿烘干的作用。

　　“主子？”解放多年了，靳三旺对这个称呼不禁有点愕然。

　　“是呀，夫人不是我们的主子吗？我们家里人一直这样叫她的，李姐也这样叫她。”

　　“那、那我以后也这么称呼呀？”

　　“嘿嘿。”钟兴宝笑了，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道，“你是公家的人，你该怎么叫还怎么叫嘛，宋副主席，刚才你不是叫得蛮好的吗？不过，卢小姐不叫宋副主席，而叫她夫人的。反正，你们都是公家的人，你们自有你们的规矩，我也弄不懂。”

　　其实，大字不识一个的钟兴宝，只是跟着李燕娥大姐称呼而已。钟兴宝与李燕娥都是宋庆龄以私人的名义雇用的，她俩的月薪也都是宋庆龄从自己的工资中提出来发放的。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她俩才在宋庆龄的一再纠正下，对内尊称宋庆龄为夫人，对外则一律称呼宋庆龄为“首长”了。遗憾的是钟兴宝阿姨不知“首长”是个什么官衔，再加上她的苏州普通话实在糟糕，所以，直到后来接受笔者采访时，竟然口口声声地把宋庆龄称为“所长”，让人以为宋庆龄担任过什么所长呢。直到笔者不得不向她的儿子请教后，才弄明白。

　　当天晚饭桌上就宋庆龄、钟兴宝、卢季卿、靳三旺四人。靳三旺坐在宋庆龄对面，餐桌上仅四菜一汤:烧鱼、豆腐、青菜、春笋榨菜肉丝汤，主食是米饭。靳三旺没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此简单。靳三旺吃得拘谨，第一次使用公筷，简直连夹菜都不知怎么夹了，刚吃完一小碗饭就要起身。

　　“不行不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至少要吃三碗才能饱，只有吃饱了，才能干工作嘛！还得吃，还得吃。”宋庆龄笑着站起身，亲自为靳三旺盛了满满一小碗饭。“以后呀，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饭，你千万可不要顾了面皮饿了肚皮呀！”

　　“侬真是一门大炮呀”

　　“欢迎你，战斗英雄。”外出公干的卫士隋学芳，回来一见到靳三旺就格外亲切。从此，他们就朝夕相处，从事一样的工作，再加上都有着军人的豪爽与直率，所以一见如故。

　　一段时间下来，靳三旺发现宋庆龄对隋学芳颇为信任，无论大事小事大都指派隋学芳去完成。隋学芳也是多才多艺，陪宋庆龄下跳棋、打康乐球、跳交际舞都能胜任。这使靳三旺很羡慕，暗暗下定决心，尽快熟悉和适应这里的一切，因为这是工作的需要。

　　1954年元旦刚过，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中楼梯上滑了一跤，不但扭伤了左半身，还摔裂了一根骨头。医生给她做全面检查时，还发现她原本就高的血压更高了。宋庆龄浑身都上了绷带，靠拄拐杖在室内走动。这一跤，使宋庆龄整整半年没能出门。为排遣寂寞，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和一班警卫员在楼上过道里玩上一阵康乐球，在书房里下一通跳棋、五子棋。宋庆龄发现，靳三旺不但棋艺长进惊人，而且康乐球打得又准又猛。

　　“我打！”“看我的！”“进！”每轮到靳三旺挥杆时，他总要气沉丹田低吼上一嗓子，两只大眼瞪得更圆了。一旦棋子应声入洞，他便像个孩子似的欢天喜地，“哇”的一声大喊，震得一边的宋庆龄连忙偏过脑袋用双手捂耳朵，手中夹着的康乐球棒却滑下了地，惹得大家一阵哄笑。陕北汉子的粗犷奔放给一向静谧安宁的家中增添了生机。

　　终于有一次，在靳三旺又一次吼叫后，宋庆龄笑着指着他说了句:“大炮！侬(你)真是一门大炮呀。”

　　大炮？来到宋庆龄身边将近半年了，靳三旺已基本能听得懂老太太那口上海宁波话了。他一时不知所措。心细如发的宋庆龄连忙笑着补充道:“大炮好，将来解放台湾，就要靠你这种大炮呢！”

　　第二天，她和靳三旺单独在书房下跳棋，动情地打开了回忆的闸门:“侬勿要为我叫侬大炮而不高兴。侬勿晓得，这个外号，一般人还没资格得到呢。侬勿晓得，当年，有些民主革命的保守派和改良派，也曾讥称孙中山‘孙大炮’的。我却认为这个‘孙大炮’的外号起得好，因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应该是不知疲倦的，总应该是把未来看做是光明的。而这些人为伊(指孙中山)起这个外号，恰恰说明了伊拉(他们)自家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大炮，侬相信？”

　　靳三旺望着面前这慈祥善良的老太太，忽然觉得她就像自己的生身母亲一样可亲可敬。

　　从此，靳三旺就有了一个“大炮”的外号，不过这个外号只有宋庆龄一个人可以用。直到20多年后的1969年，宋庆龄在亲笔写给靳三旺的书信中，还直呼“大炮同志”。

　　抢喝递给宋庆龄的茶水

　　1953年的初冬，宋庆龄、彭德怀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前往旅顺口欢送已完成了五年保卫与建设任务的苏联军队返回自己的国家。欢送苏军的慰问会一结束，宋庆龄就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前往上海、江苏等地视察。根据宋庆龄的指示，靳三旺脱下了军装，与隋学芳他们一样穿上咔叽布的中山装，下穿普通的布鞋子，显得格外朴素简洁。他挑了一件比较宽松的中山装，以便藏掖那把765手枪，不至于鼓鼓囊囊地惊扰了基层干部群众。

　　一次，宋庆龄随口聊起来:“大炮呀，你要知道，这几年来，老蒋反攻大陆的叫嚣与行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年朱老总在延安时，有一个外国记者模样的人，趁给朱老总端茶送水的机会，偷偷地把一些毒药粉投进水杯中。幸亏老总的卫士警惕性高，当场拿掉了这杯茶水，结果你猜怎么样？一化验，这水中果然有毒呢，而且还是几分钟里就能致人死命的剧毒呢！”

　　也许言者无意，但听者心里“咯噔”了一下，靳三旺再次感到了自己肩头担子的重量。

　　1955年初夏，宋庆龄一路视察了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和公私合营仁德纱厂、江苏省松江专区(今属上海)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领导的“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邻近的“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扬州瘦西湖畔的农业水利工程工地等。

　　长期颠沛辛苦的生活，已使老太太的身体每况愈下: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荨麻疹、麦粒肿等，在这两年中折磨得她坐卧不安，她已暗中请靳三旺为她物色一根一端裹有橡胶皮(不易滑倒)的拐杖。每当靳三旺看着宋庆龄沿着农村田埂或土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行进时，他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多想伸出手去扶她一把呀，老太太一向把自己的公众形象看做是我们国家的对外形象，她要始终留给公众一个健康乐观、永远年轻的良好形象。

　　靳三旺急中生智，只是趁四周没有摄影镜头的时候，快速地搀扶她一下，镁光灯闪烁的时候，尽快撤回自己的手。

　　宋庆龄每到一处，随意走进路边的农家，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农民们，会热情地挤破整座小屋，欢笑声与鼓掌声此起彼伏。当地农村干部端上来茶碗，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到了宋庆龄的面前。

　　说时迟，那时快，紧傍宋庆龄坐着的靳三旺，一副马大哈的样子，伸手端起那杯水，不顾烫嘴，先“咕咚”喝了一口。然后，才装作发现自己喝错了茶杯的样子，“恍然大悟”地把茶水放到宋庆龄面前。

　　宋庆龄奇怪地瞥了他一眼，继续与周围的人们谈笑风生。直到回到住地，才趁没人的时候问靳三旺:“我说大炮，侬今朝哪能连着几次喝错了我的茶杯呢？”

　　靳三旺连忙实话实说:“没喝错，我是担心有坏人在您的茶杯里下毒呢。”“下毒？那可是要毒煞人的呀。怎么，侬就不怕死吗？”宋庆龄故意追问道。

　　靳三旺再次实话实说:“当年与胡宗南部队血战，子弹呼呼地像蝗虫一样乱飞，我都没怕过死，现在和平年代，我更不怕了。”

　　宋庆龄感动得湿润了双眼。“侬这人哪，让我怎么说侬呢？要是侬万一真的倒在我的身边了，叫我怎么向侬格家人交待？侬要晓得，侬还年轻，连老婆

　　还没娶呢！”

　　靳三旺与宋庆龄“约法三章”:凡是到那些秩序混乱、人员拥挤的地方视察，宋庆龄必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轻易不动用人家送上来的饮食；必须动的话，也当由靳三旺先检验，确认安全无异；而且必须过了五分钟后才可上嘴。

　　“勿来事格，勿来事格，我是人，侬也是人；我有一条命，侬也有一条命，而且还是一朵鲜花蓓蕾样的年轻的命，我绝对勿能让侬去做这种事体格。”宋庆龄连连摇头。

　　“不，您必须答应我！这样做不但是为了您的个人安全，也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呀。”

　　靳三旺与宋庆龄达成的这个默契，一直坚持到他离开宋庆龄。

　　“国母”设宴祝贺他晋升军官

　　1955年是宋庆龄外事活动比较繁忙的一年，从12月到翌年的1月，相继出访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其中因为身体的原因，在云南逗留了两个星期，她也没有闲着，连续视察了晋宁县、阿拉乡、云南纸烟厂等地方。

　　那时，靳三旺则被授衔晋升为少尉军官。

　　党中央批准宋庆龄出访印度等国的决定刚一下达，靳三旺就赶到公安部，接受了罗瑞卿部长的指示:“在宋庆龄副委员长出访期间，你要保证做到三点:一是要百倍警惕，绝对保证宋副委员长的安全；二是要时刻想到祖国，一切行动听从宋副委员长的指挥；三是要主动维护宋副委员长的形象暨我们国家的形象，严防国际上一切敌特分子的破坏与捣乱……”

　　在宋庆龄一行出发的前夜，周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们。

　　周总理微笑着握了握靳三旺的手，说道:“听说你是宋副委员长，不，应该是整个中央警卫师中年纪最轻的一位卫士长，是吗？”当他从靳三旺口中得到证实后，连连点头，“了不起，小小年纪，就已为中国革命建功立业了。不过，小靳呀，我还得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吩咐你几句。你要知道，这回可是宋副委员长第一次出国访问，而且是单独率团，工作很艰巨，任务很重大呀。你一定要竭尽全力地配合她，协助她。我相信，你小靳是会全节而归的……”

　　罗部长向靳三旺明确了他这次随同出国的特定身份——宋庆龄的私人侍从。根据国外一些规定，在国家元首级的外事访问时，是不能带任何军人出访的。

　　1955年12月16日，宋庆龄乘坐号称“空中霸王”的超音速飞机离开昆明，前往印度访问。

　　宋庆龄望着舷窗下面的印度国土，兴奋地向身边的靳三旺说:“大炮，侬了解印度？”

　　“我哪能会勿晓得。”靳三旺用夹生的上海话回答，“印度人的歌唱得好，舞跳得更加好。去年印度歌舞团到北京演出，我不是陪侬一起去观看的吗？”

　　宋庆龄又问:“我再问侬，侬晓得啥叫‘潘查希拉’？”“潘查……希拉？”没等靳三旺想出答案，飞机徐徐降落了。舷窗下已站满了前来欢迎的印度群众，鲜花与彩旗汇成了一片五彩缤纷的欢乐海洋。靳三旺摸了摸紧贴左胸西装内衣口袋里的公安部特意配发的美式微型手枪，职业的本能使他顿时警觉百倍。

　　印度为宋庆龄的光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总理尼赫鲁的带领下，代表着最隆重礼节的鲜花环，连着套在了宋庆龄的颈项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金大巴——金大巴——”的欢呼声。后来，宋庆龄告诉靳三旺，这是印度话“万岁”的意思。“万岁”，无比热情的印度人把这个神圣祝愿的词语送给了宋庆龄！⑥1

　　(摘自《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群众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汤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