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归来话“支教”

　　郭晓鹏，郑州师专报记者，2004年度河南省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参与了该年度的支教活动。

　　我无法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支教”一词，故而不能说明“支教”一词源于何处或何时。但自1996年“三下乡”活动开展以来，对于师范院校而言，则此一“支教”，彼一“支教”，俨然已成俗语，广为流传开来。

　　“支教”一词的生成作为一种话语生产，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能够反映出话语生产者对所指世界的认知情况，这种认知有时是准确而深刻的，有时却是倒错或变异的。从“支教”的现实运作来看，作为其“世俗基础”的所指世界即支教行为系统本身已与其产生了显豁的游离。通俗言之，就是“支教”一词已名不符实。中国人习惯于名实之争，“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实已明，则天下之理得矣。”在我为“支教”正名之前，有必要对“支教”所归属的“三下乡”作一番阐释，为了不影响这篇文章的语体色彩，在遵循政府文件的相关论述的前提下，我尽量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进行表述。

　　“三下乡”即科技、文化、卫生下乡，始于1996年，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三下乡”是指以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活、统筹城乡发展为旨归，而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卫生部、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实施，具有广阔的社会参与面且是经常性的一项活动。狭义的“三下乡”是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实施范围为全国各类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与其他领域和行业的“三下乡”相比，大中专生“三下乡”具有直接的双重意义，即“三下乡”这一行为的施事者和受事者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互补状态。大中专生在乡村诸多方面进行有限“濡染”的同时，又了解了国情民意，磨练了坚强意志，培养了专业技能或素养。但这仅为政治和教育层面上的策略和论断。其实，除此之外，大中专学生“三下乡”还有着深层的文化意义。大中专学生作为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言人，他们的实践过程就是一种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传播与再造过程。这也是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先进文化从其勃然生成的中心地域辐射至四荒及边陲地域，历久而不衰，虽受封建锁链之桎梏，但文化的平民化进程却似滚滚东流之江水，奔流至无涯，泽被于万世。据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中所载，“古者治教未分，官师合一，学术本诸王官，民间未有著述。此在周时犹然。自周室之东，而天下失官，大人不悦学。于是官学日衰，私学日兴，遂有诸子。”私学的兴盛已是学术平民化的第一步，诸子聚徒讲学，周游四方，游说权贵更是将文化传播到了寻常里巷、田间阡陌。由此观之，大中专生“三下乡”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传统学术风范的传承和延续。

　　由于对“支教”的误读，部分“支教”学校将学生束缚在讲台上，从而大大削减了“支教”学生实践的领域，除了传授传统知识外，并无其他作为。其实支教学校大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让学生以家访的形式对中国农村现状进行调查；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当地教育建设，如对乡镇经济与教育发展失衡现象进行研究，并提供积极性建设；或者让学生结合当前教育发展进行一定规模的“课改”或“人文性”大演讲。由于学校对支教的误读，参与支教的学生也随之忙碌着狭隘的“支教”时光，他们十分老师模样地进行重复的教学“八股”试验，而忽视了其他。由于课时的需要，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上课机会不多，于是无上课机会便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便嬉耗光阴，嬉耗光阴便精神萎蘼，精神萎蘼便失落如“尼采”。综上而言，支教已成为一种单一的行为、狭隘的行为，失却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

　　我们期待着支教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们能够深刻体悟这一点，以将支教引入尽善尽美之途。同时，我们更期待着更高质量的“支教”能够大量涌现，即专家学者、知识精英们走出象牙之塔、冲破经院樊篱以游学四方，服务大众，而不是热衷于大而无当，内容空洞的自我理论建构和概念制造，在缺乏所指的世界中用能指制造自己浅薄的虚荣和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