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能让自杀干预更有效

　　立法干预自杀有无必要？

　　人是否有终结自己生命的权利？立法干预自杀是否具有足够的可操作性？这是围绕该项立法工作所引致争论的焦点所在。我们直面这些敏感且长期存在争议的话题，因为，这是始终寻求更健全法制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一步。

　　重磅观点

　　自我施暴不是完全个体行为

　　生命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利，但人有没有自我终结生命的权利？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敏感且没有明确答案。关于自杀和自杀干预的立法问题，现在从国家法律上来讲，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自杀，但明确规定了不可以帮助自杀。法律精神实质上是不鼓励人自杀，而鼓励人救助的。安眠药和急性毒药禁卖等规定是自杀危机干预机制的一部分，但这些显然不能在技术层面上杜绝自杀行为的实施。自杀干预机制更多时候还停留在单纯的劝导方式上，缺乏强制性抢救手段，相关环节缺乏明确的责任义务界定，参与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多数处于自发状态，一般通过自学和经验掌握救助自杀者的技能，凭热情去挽救生命。

　　自杀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体行为，对这一点很多人有误解。心理学家将自杀称为一种反社会行为，因为它对于社会和群体具有巨大的不良影响。除去情感方面的负面效应外，自杀可能引发遗孤抚育，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后续问题，社会特征将不断被强化。此外，在实施自杀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附带的人身及财物伤害。此前就曾发生过坠楼女子砸死过路人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杀干预是法律的有效范围，同时也需要从法律上确定此类行为的必要性。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宣教工作对于阻止自杀行为发生的根本性作用。但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对于意欲自杀和正在实施自杀的人，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将是最有效的手段。根据有关调查，在自杀产生的个体中，最后仅有27%的人实施自杀行为。这表明自杀意念的存在与自杀行为的实施之间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一个动态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这表明，对自杀行为是可以进行干预影响，即有效控制自杀意念的产生。

　　自杀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综合干预，社会、教育、医疗、心理等各方面专家都有参与的必要。举例来说，自杀的发生具有重复性，即自杀者在被救治以后，具有再次实施自杀的可能性。此时，医疗机构在对当事人实施救治的同时，应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助和健康监控。目前，北京回龙观医院正在展开相关的试点工作，他们与五家医院签订协议，这些医院发生自杀相关的急救时，会第一时间通知回龙观医院派出专业现场实施心理救援。但这些措施，仍然处于自发的合作关态，因缺乏强制性、家属理解和法律保障，在推行和推广方面，都有很多困难。

　　迄今为止科学研究尚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自杀行为，有效的信息数据收集是促进临床研发取得突破的重要条件。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小区物业、医院、公安部门等都应成为信息上报系统的重要环节。但建立监控机制，同样需要法律先行。

　　主题插话

　　正方

　　预防自杀是一种责任

　　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发现周围有自杀先兆或迹象的人，那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或者关心一下他(她)，还可以找跟他(她)关系比较好的人与之沟通。——宋三山

　　生命只有一次，自杀者为什么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答案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爱，是让自杀者悬崖勒马的一剂良方。

　　——索平

　　媒体宣传对自杀率存在潜在影响，不恰当报道可诱发公众的自杀模仿行为，人们迫切需要对自杀负责的报道。——张立

　　反方

　　尊重选择生死的权利

　　如果不将自杀预防工作列入大规模的规划框架中，那么预防自杀的工作将不会有什么成效。这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部门，除了医疗机构外，还包括政府官员、卫生保健规划人员和卫生保健从业人员，还有各个学科和各个部门的研究人员以及民间团体的代表。——李力云

　　自杀者够不上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此做治安处罚也就可以了，还不至于定个自杀罪。若是为此立法，未免“兴师动众”。何况立法也不是嘴唇一碰的事。——王理

　　轻生者各有不同，讨薪的，失恋的，其中包括精神病患者，智障人员。就此而言，设立一个自杀罪，没有现实意义，与文明制度中的良法背道而驰。——王抚东 生死只在一念之间，是什么促使这些生命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是什么让他们万念俱灰不再憧憬明天？是否有一种力量，可以拉住他们渐渐远离的脚步？

　　在任何一个“自杀”的定义中，有死亡企图是关键因素，事实上不是所有存活下来的人都想继续活下去。《时尚健康》杂志为此曾专门制作一份《自杀干预白皮书》，目的是尽量减少自杀中的冲动，寻找潜在的诱因。

　　由于高度心理危机而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存在思想矛盾的。有效干预的结果，是让生命重燃希望。陈春鸣画

　　一名男子爬上了海淀区某高校内的一个正在施工的高楼上，扬言要轻生。

　　晨报记者 王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