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显示：社会不公已成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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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社会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公平状况和改革局面不满意。造成这种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责与官员腐败，而要扭转这种局面，建设和谐社会，政府首先应当强化公共性。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揭示出的结论之一。

　　课题组的这一研究结果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中国发展基金会的赞助下，通过“人民网”的网上调查统计得出的。

　　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公平状况不满意

　　被调查者在回答“我们目前的社会公平状况”时，认为目前的社会很不公平者占50%，而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者合计达到90%；认为基本公平的有7%。只有1%认为是非常公平的。调查结果还表明，认为社会不公平问题比欧美和其他发达地区严重得多的达62%，认为比欧美国家略为严重的占18%，两项相加比例占到80%。

　　近些年社会不公平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在被调查的五个方面（收入分配、权益保护、发展机会、政治权利以及意愿表达）中，认为收入分配方面不公平的比例最高，为73.91%；其次是权益保护方面，认为不公平的比例高达67.56%；接着是发展机会方面，认为不公平的比例为65.69%；认为政治权利不公平的比例为59.92%；认为表达意愿方面不公平的比例为59.69%。从这五个方面，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存在不公平。

　　当问及“您周围的人是不是很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时，79%的被调查者表示出了关注，其中非常关注者达到半数。很不关注和没有注意的只占6%。这表明，经过27年的制度转型后，社会公平状况的恶化已经成为当前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从被调查者对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公平状况的比较来看，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公平程度高的占45%，认为公平程度低的占55%。分析发现51~56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相对较多地选择“公平与效率程度都高”。但36岁和66岁及以上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则相对较多地选择“效率低但公平程度高”。但36岁以下则更多选择“公平与效率都低”。这种不同的选择反映了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对改革开放前的那段历史有着不同的亲身体验和了解。其中，36岁以下的 “后转型”一代更多接受了“机会均等”的现代公平观，而经历了计划经济年代的人们则更多选择公平程度。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公平状况较之改革开放前的确恶化了。

　　政府失责与官员腐败是造成不公平感的主要原因

　　当被问到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时，就“新的社会公平观没有形成”、“重大社会经济关系失衡”、“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政策措施没有到位”、“一些相关政策措施本身不合理”和“说不清楚”五个选项，32%的人选择了“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政策措施”没有到位；各有28%的人认为“重大社会经济关系失衡”和“一些相关政策措施不合理”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总的来看，6 0%的参与问卷调查的人认为造成目前社会公平问题的原因与政策不到位或不合理有关。这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社会公平状况的好坏与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改善公平状况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政府未尽到维护公平之责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那么，又是什么现象最有可能导致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增加？对“官员腐败活动”、“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上述现象的评论”和“说不清楚”五个选项的调查显示，认为“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达63%； 其次是选择“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占26%；认为“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只占6%。这表明，中国社会公众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而主要是因为官员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这一调查统计结果也显示，此前一些媒体屡屡提到的民众“仇富情结”看来并没有事实根据。

　　对此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交互分析后，我们发现：收入水平偏低者更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收入水平偏高者更关注“官员腐败活动”，而收入处于中间者既关注收入不如己者的弱势群体，又关注收入高于己者的富裕人群。

　　教育体制改革是使被调查者受损最大的改革

　　目前，人们对改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在就这些改革领域对普通人的影响方面，调查发现，在利益受损方面，高达50.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教育体制改革；44.4%选择了医疗体制改革；37%选择了国有企业改革；30.1%选择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相对而言，在受益方面，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获得了被调查者最多的肯定，选择受益很大和受益一般的达总人数的 42%。接下来依次是医疗体制改革（34.2%）、教育体制改革（28%）、国有企业改革（21.4%）。但就四大领域的改革而言，除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之外，认为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人数却都高于受益者人数。

　　交互分析还表明：各领域改革的主导者，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而改革的对象，绝大部分成为利益受损者。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党政官员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更多地选择“受益很大”，而失业下商及无业者、离退休人员、企事业一般员工选择利益受损的较多。医疗体制改革中，党政官员选择受益的较多，而失业下岗及无业者选择利益受损很大的相对较多。这样的结果，导致改革的损益分布集中在特定人群。调查表明，分列“在改革中得大于失”前三位的是党政官员（90%）、企业中高级人员（76%）、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60%）；与此相应的是，分列“在改革中失大于得”前三位的是失业下岗及无业者（82%）、农民（70%）、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一般职工（68%）。这个调查统计结果，证实了此前舆论关于改革得失人群分布的判断。

　　不公平导致“改革冷漠症”与社会不稳定

　　当被调查者被问到当他看到“改革”一词的第一反应时，选择“有些不以为然”的占34%；选择“有些抵触”的占到13%；选择没有什么反应的占9%。三项相加，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超过选择“有些兴奋” 的44%。这表明社会不公平状况的恶化，已经使整个社会患上了“改革冷漠症”。

　　进一步的交互分析发现，被调查者的情绪与他们在改革中的损益相关。其中，被调查者中的党政官员、企事业中高级人员、其他类职业身份者在看到“改革”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时，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有些兴奋”；而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有些不以为然”；离退休人员、农民工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有些抵触”。企业一般员工或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没什么反应”，企事业一般员工、失业下岗及无业者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有些不以为然”和“有些抵触”。

　　与“改革”相对的另外一个词是“社会公平”。被调查者中，看到“社会公平”一词，选择产生“有些郁闷”与“有些生气”的占60%；而选择“有些高兴”的只占33%。后经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访问，在所抽查的选择“有些高兴”的被调查者中间，有高达27%的被调查者是因为“觉得终于有人关注社会公平”而“有些高兴”。

　　在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公平可能产生的后果中，“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政府威信下降”、“整体性社会动荡酝酿”，占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最可能产生后果的前三位，分别达到66%、58%、40%。而在三项组合中，“官员腐败严重”、“政府威信下降”、“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又是紧紧地捆在一起的，并被认为是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后最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证实了我们的判断：社会不公平状况继续恶化，可能威胁社会稳定。

　　社会不公平状况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被调查者在回答社会公平状况在未来3~5年内变化趋势的看法时，认为社会公平状况将越来越恶化的比例最高，占到总数的36%；认为更严重但恶化速度将放缓的也占到12%；而认为社会公平恶化的现状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占19%。三项相加，高达67%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公平状况会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认为整体性不公平现象会得到明显遏制的占 10%。认为一些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初步改善的占20%，两项相加，只有30%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会越来越公平，远低于前者的67%。这表明，要将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公平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公平优先于效率

　　中国共产党在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了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是“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如何看待这一原则？两者的关系如何？

　　在回答“效率和公平应该是何种关系”时，。选择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占44%，选择公平优先的31%，选择效率优先的只占23%。这表明，现阶段人们对公平的关注超过了对效率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平应优先于效率。

　　在大多数人认为公平优先的大背景下，调查还显示，被调查者的看法与居住地区有显著相关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被调查者中，居住在农村和小城镇的相对多些，中等城市的被调查者相对较多地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大城市的被调查者相对较多地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和“公平与效率并重，不分先后”。对此，课题组理解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和小城镇地区的人群有更大的发展经济的需求，可以因此付出一些公平的代价，这与大中城市人群的表现不一样。与此相对应，不同居住地域的被调查者也有类似的表现。东部地区被调查者相对较多地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西部的被调查者相对较多地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部的被调查者则相对较多地选择“公平与效率并重，不分先后”。这表明西部地区对经济发展有更高的期待，并因此可以付出一些公平的代价，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则对公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中部地区则是，公平与效率并重，不分先后。但因为被调查者绝大多数居住东部城市，居住农村者仅占4%，而且参与调查的农村网络用户也是农村中有文化，相对高收入人群，因而上述结论背后的含义值得进一步挖掘。

　　课题组还对被调查者的公平观进行了摸底。在回答“哪种公平最为重要”时，选择竞争起点公平最为重要的最多，占53%；选择政治权利公平最为重要的次之，占26%；选择分配结果公平最为重要的占24%；选择受教育机会公平的占15%。这说明，经过27年的制度转型，中国人基本树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观；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政治权利公平”最为重要的，竟然超过了选择“分配结果公平”最为重要的群体。

　　政府应该优先关注公平

　　中国各级政府都曾将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并在推动制度转型过程中扮演“政治企业家”的角色。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甚至无视劳工阶层的利益，这与现代经济学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该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定位正好相反。在此次调查过程中，高达 9 3%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优先关注公平而不是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而可以将公平放在其次的只占7%，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希望。

　　在问及“如何改善社会公平时”，50%的被调查者认为，为改善社会公平现状，最应优先考虑的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约束官员行为”、“打击腐败”。值得注意的是，近4 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其他’，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还应当采取一些可选项以外的措施。

　　课题组相信，从此次网络调查反映出的以上信息，对于人们把握转型期中国百姓对公平问题的感受与看法具有借鉴意义。课题组也希望，本次调查可以帮助政策制订者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公共政策，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余斌 卢周来 欧阳亮

　　来源：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