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铷（美国）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自本星期一（1月9日）起，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质询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塞缪尔·阿利托。阿利托被认为是政治态度保守的法官，民主党参议员表示，决不会让他轻易过关。前天一整天，他们盯着阿利托问他对堕胎的看法，言词粗鲁似批判，搞到旁听的阿利托太太当场哭出来。
如果你相信一些女权活动家的话，阿利托一旦进入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就要翻过去的旧案，美国妇女就会失去堕胎的权力，沦落为男人的女仆，最后就像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讽刺里根时代的小说《女仆故事》（TheHandmaidsTale，好莱坞拍过同名电影）里那样，在共和党专政的未来美国，女人被绑在床上，强迫生孩子。
其实，不管阿利托真的成为大法官后会有什么倾向，美国最高法院的总体趋势是偏于保守———这里的“保守”不是指法官的政治态度，而是指法官倾向于少卷入甚至不卷入美国社会越演越烈的文化战争，在堕胎、同性婚姻和宗教事务等热点战事中尽量少出头。这几年，大法官们每年审理的案子数量，约在八十件左右，只有二十年前的一半。案子审得少，对现存法律的改动就小，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最高法院比从前保守得多。
如今美国每年提交最高法院的案子近八千件，换句话说，99％的案子被最高法院不审理就拒绝了。有些专业观察最高法院的学者认为，大法官们之所以案子审得少，一个原因是最高法院成分太单纯，不利于大法官们理解社会各阶层的复杂心态和政治运作的细节。
目前的九位大法官中———包括刚担任首席法官的约翰·罗伯茨———有五人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另一位拿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学位的，也在哈佛念过书。所以九人里倒有六人是哈佛校友。阿利托是耶鲁毕业，如果他取代已宣布退休的女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九人里就会有八人来自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地区的长青藤大学（哈佛五人，耶鲁两人，哥伦比亚一人）。而这九人里，没有人在执法部门担任过高级官员，也没有人在立法机关做过民选议员；绝大多数大法官甚至没有以律师身分辩论过重大案子。他们之前全部是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或名牌大学法律系教授。
这种过于单纯的学院性“血统”，难免令大法官们的判决有时显得迂腐而不合时务。近年最著名的例子，是大法官们于1997年5月命令克林顿总统不得以“行政特权”为借口而拒绝就性骚扰控告作证。让人吃惊的是大法官们的推断：证词“极不可能占去总统任何实质性数量的时间”。他们似乎对西方现代政治中因证据挖掘过程而可能导致的政府“雪崩”近于一无所知。
结果是克林顿因伪证嫌疑差点被弹劾下台。他的第二任，最后三年纠缠在丑闻和混乱之中。直到离开白宫前两星期（2001年1月7日），克林顿才有足够精力公布他的中东和平新计划，但他已经没有足够时间说服阿拉法特接受这一计划。如果克林顿能为解决巴以冲突这一国际政治大难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许人们现在就不必为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健康过分担忧了。
最高法院以前并不如此单纯。比如五十年前，九位大法官固然都有法学学位，职业道路却是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位前州长，三位前参议员，两位前联邦司法部长，两位前联邦检察长（司法部副部长），妙的是还有一位居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他们有政府各部门的实际经验，对法律可能造成的实际效果有比较深刻的体会。让五十年前的法官来判决，他们大概会允许克林顿卸任后再去应付性骚扰案子。
至少从掺入杂质、提高美国最高法院对政治、社会事务微妙细节的灵敏度来讲，美国需要的不是倾向共和党的法官，也不是倾向民主党的法官，而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法律、俗务双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