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是“万金油”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是以官方的形式加以充分肯定和宣布。

　　报载，2005年11月初召开的“全国法院立案审判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即案件宣判后，当事人对裁判有异议、疑问来访的，由原承办法官对裁判有关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理由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的，由原承办法官与立案法官共同进行接访。

　　据悉，有关“法官答疑”的做法，在成都等地早已“试行”，其称谓不尽统一，如“法官释法”、“法官释疑”，等等。

　　不久前，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一次“法官沙龙”活动中，因为主题是有关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所以，话题自然涉及到了在此之前成都中院宣布推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的问题。对这一“改革举措”，我是唱了反调的。可不出几个月，官方的结论一出，证明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仍然不死心，还要继续进行“自我辩护”。

　　对于为什么要推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有很多说法，不过，最近看到《人民法院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漫谈法官的判后答疑》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作者认为(请读者们允许我全文引述，以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不单单是对案件作出裁判，而且要通过审理案件来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制和社会秩序，还要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要达到这一目的，人民法院不但必须让诉讼当事人、诉讼参加的人和社会上的其他人通过听取宣判、阅读裁判文书了解案件裁判的结果和理由，并且要让他们理解人民法院裁判的结果和理由，自觉接受裁判结果，让他们了解和理解人民法院裁判所宣示的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以提高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促进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

　　但是限于当前大多数公民的文化程度和法律知识掌握程度，如果仅仅让他们看裁判文书，而不进行司法释明，要实现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这些任务显然是困难的。判后答疑是法官进行司法释明的形式之一，也是让当事人和诉讼参加人理解裁判结果和理由、理解裁判所体现的法律精神的必要方式，是人民法院教育公民自觉守法的必要方式。因此，实行判后答疑制度是贯彻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需要。

　　可见，行使释明权其实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和责任，这不但是审理案件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也是裁判下达之后的义务和责任。希望所有法官认真履行诉讼释明的责任，尽职尽责地实现法律赋予审判工作的目的和任务。(详见2005年12月21日《人民法院报》)

　　看到推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竞有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方知现在要当好一个“称职”的法官竞有如此高的条件和标准，我仿佛觉得，我这个有近三十年“院龄”的老法官算是“白当”了，因为，我就是再干三十年，也无法达到“理想”的法官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大家”的素质和条件，更无法完成一个法官应当肩负的“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制和社会秩序”、“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让他们了解和理解人民法院裁判所宣示的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以提高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促进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的历史使命。

　　其实，话又说回来，用几乎纯粹的、理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法官，这本身就是一个命题上谬误：法官通过个案的审判就能把天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其他部门、其他行业、其他人员干什么，岂不是可以在家“待业”了？！

　　既然对推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发了这么多的“杂音”，读者会问，你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漫谈》的作者，早已为我们归纳、概括好了，对此，我表述“同意”。

　　法官表达裁判意志和理由的法律形式就是裁判文书，法官的任务是公正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上充分依法论理，没有必要向当事人进行口头宣传和说明。因为，如果是裁判文书已经记载的内容还去再作口头说明，纯属多余，如果是裁判文书没有记载的内容，那就不是裁判的内容，不应该而且也没有进行说明。

　　二是认为现在许多当事人申请上访，主要是法律知识欠缺，法制意识薄弱，这应当通过普法教育去解决，而普法教育并不是法官的任务。

　　三是认为现在法官工作压力很大，审判任务繁重，让办案法官再去承担判后答疑的任务，增加了工作的负担，会影响办案任务的完成。

　　（责任编辑：奚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