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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杨沫{23}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4日00:02 新文化报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更难。但老鬼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真实。作家老鬼直面母亲过去的经历,不为亲者讳。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 ●母亲虽然恐慌,也没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办法。 然而这封信寄出后,渺无音信。母亲只好躲到朋友家,逃避了北影厂的那次批斗会。

  母亲虽然恐慌,也没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办法。

  当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郭开召开17万人的大会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时,蒋南翔、陆平、杨述等同志都被拉上台批斗,而母亲这个作者,却逃之夭夭。

  5月10日 北影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时,导演崔嵬、演员谢芳等全都挨了斗,而母亲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当时不遵守造反派的命令,不参加批斗大会,擅自逃跑,是很招人恨,让人瞧不起的。但母亲觉得自己不是黑帮,她拿出了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

  母亲原来的同事,香山的邻居王莹的日子就比母亲惨得多。江青在大会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坏得很,给扣上了“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她不得不每天到单位接受批判,终日被辱骂抽打。后逮捕入狱,于1974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她想造反派不是批《青春之歌》吗?我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来回敬造反派的批判,这一着肯定能让造反派哑口无言。

  她记得姚文元的文章是收在《新松集》上的,就托助手小罗去找这本书。小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跑,终于给找到了。母亲让姐姐小胖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赞美和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做一对比,用姚文元的话来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

  姚文元同志与郭开同志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

  (摘要)

  姚文元同志的评论文章《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评小说〈青春之歌〉》载于1962年5月出版的《姚文元论文集——新松集》第58页。

  郭开同志的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载于1967年4月15日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

  郭开批:《青春之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小说,是株大毒草。

  姚文元评:小说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创作出色彩鲜明的形象,在生活发展方向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渗透了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无产阶级党性,因而在艺术上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

  郭开批:《青春之歌》辩护士们都说,《青春之歌》是优秀的革命小说等等。《青春之歌》的辩护士、吹鼓手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大肆吹捧的《青春之歌》,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他们想把我们毒死——使我们接受他们谬论,好跟他们搞修正主义。

  姚文元评:我们读着这部小说,就会感到革命胜利是经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才得到的……让我们大家从这样的现实意义出发来读这部优秀小说吧!

  郭开批: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色情描写……(没有举出例证)对青年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诱惑年轻一代和平演变。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和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品一样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弃一切丑恶的个人主义打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郭开批:那种说《青春之歌》是学术问题,放在后期处理的论调是糊涂人的哲学。我们不能听。必须争朝夕马上干!过去几年没有批判,并不是群众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王爷陆定一压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批判是被陶铸这个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压住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批判吗?一定要批判。因为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青春之歌》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和《海瑞罢官》一样,是一个政治案件。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小说是沿着三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敌我斗争,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条是党内斗争,党内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三条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织出一幅鲜明的历史图画。

  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

  15.始终没整海默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连载·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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