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

　　世相素描

　　傅宁军

　　如果说，现代医术无法治疗绝症我能理解，医院讲求经济效益我也能理解，然而医生不愿意听病人说话的吝啬实在是很难理解的

　　医院照例每天上午医生查房。父亲最盼望最期待这个神圣的时刻。开过早饭，护士发药、量体温、作记录之后，穿白大褂、戴大口罩、挂听诊器的医生们鱼贯而入，他们神色庄重，询问病人症状，解答病人疑问，说些注意事项的医嘱。尤其是年过半百的科主任，一个精神很好且口齿流利的女专家。她脸上架着眼镜，充满智慧和学识的目光在闪烁，灰白短发梳得很整齐。她曾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在父亲入院时取下脖子上的听诊器，亲自诊断过他的病。在父亲看来，她是绝对的权威，仿佛金口玉言。一个权威医生给病人带来的希望有多大我难以想象。父亲总是教训我说:你不懂，要听专家的。

　　于是我去找分管父亲的医生，以及这位专家级的科主任，对他们说虽然没希望，还请你们做做样子，病人信任医生信任专家，你们说一句比我们说一百句都管用，虽然医生没办法治他的病，听他说说病情，给他些心理慰藉也是好的啊。

　　其实医生单独与我们家属谈病情，交的底已经极为残酷无情，那就是父亲对自己身体太大意了，发现癌症已是晚期了。尽管我们恳求医生想想办法，但回答是目前全世界对此都束手无策，只能让病人注意饮食和护理，维持到生命结束。父亲当然一无所知，他对病情自我诊断头头是道，像半个医生。癌细胞骨转移本来极痛苦，然而肿瘤压迫脊椎神经，他瘫痪在床居然感觉不到剧烈的疼。父亲认定自己骨头出了毛病，他过去患过腰椎间盘突出症，还有过肩周炎的病史，他说要跟医生说清楚，以便对症治疗。

　　我不知道对病人保密有没有必要，反正我母亲和我们做子女的都很警觉，每次都把逼近的话题从癌症旁边引开。绝望的只是我们这些用尽气力保密的亲人，父亲对他的病情有些疑虑，却从来没有失望过。他奇怪他的治疗似乎不比别人多，以为是我们没有向医生说清楚，他不明白医生为什么查房到他床前就不耐烦，那位他信赖的专家再没见到了。

　　医生们颇有绅士风度地点点头，但等他们的到来却很难。查房时间，主治医生露过几次面，率领医生的那位专家前呼后拥地走过，似乎在探讨重大病案，很不情愿在父亲的病床前停下。我知道这家大医院在外面的名气挺大的，这位主任专家忙于搞课题写科研报告，时常要往医院的图书馆里跑。而且对科里医生护士要求很严。报纸上登过，这家医院因为一个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罕见病例，便破例将其收进来，给那个患者提供免费收治。而父亲得的是常见的不治之症，全没有怪病患者的幸运，也就没有怪病患者那样的特殊待遇了。医院要周转床位，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在我家度过的。

　　父亲病逝以后，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那位主任专家笑容可掬，耐心解答观众的医疗咨询，深入浅出颇有说服力。但我脑海里不时叠印着她的另一种形象，那淡漠的目光，那一口回绝他人的冰冷，以及对普通病人的不耐烦。其实严格说起来，她并不是个纯理论研究专家，也管临床病人，我父亲的治疗该属于她的管辖范围。记得父亲对我说他的病痛，我说我马上告诉医生，父亲沉默了，闭着嘴不再说话。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你得的是绝症，但又不是个有研究价值的怪症吗？如果说，现代医术无法治疗绝症我能理解，医院讲求经济效益我也能理解，然而医生不愿意听病人说话的吝啬实在是很难理解的。

　　至今我仍很内疚。因为我总是代替医生倾听，而我毕竟代替不了医生的倾听。父亲走近人生尽头前的这点缺憾是我无法弥补的。不错，那位主任专家也许有她忽略普通病人的许多道理，不过她不该忽略的是医药治疗之外的心理疏导。人死不能复生，我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她，只是想到的是看病之外的感受:医生和病人之间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一种交流，而交流需要的是平等，是人与人的理解，是将心比心的真诚。要专家治好所有的病不可能，可是听听病人的话，总是可以做到的吧，也就在专家查房的时候。

　　本版插图/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