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悲情回忆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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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弘

　　说到大学校长，人们首先会想起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等人，他们被历史铭记，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自己的教育理念办学，建立了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和灵活的机

　　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有着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和敢为天下先的实践者——他不仅具有宏阔的视野，也能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以贯之。

　　在刘道玉身上，也具备了一个教育家应具有的优秀品格，开放、热情、执着、宽容……《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清晰地展示了他70多年的人生之旅。这既是作者回顾自己一生的自传，也可以被看作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来发展历程的展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学很开明，维系着三四十年代大学所保留下来的优良传统，“既没有限制大学生谈恋爱的硬性规定，又没有专职政治辅导员的监管”、“有的可以申请结婚，甚至个别女生可以休学生孩子……大学生们基本上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因此，不难理解当上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在1980年代的校内改革中实施了“取消辅导员”等措施。其意义在于，让学生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权利。而时至21世纪，中国的大学大多还没有承接上这种以学生为主的教育传统，一些大学甚至制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措施。我们也可以从书中看到，中国的大学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政治运动的晴雨表，每一次运动到来的时候，大学都随着政治动力而颠簸起伏，由此，大学不再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独立机构，而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组织，必须服务于形势需要并表现出一种驯良的姿态。

　　这一切都与刘道玉的叛逆性和创造意识格格不入，或者说，刘道玉与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所需要的人格品质相距甚远，如果以纯粹的教育家和改革者的标准来衡量，刘道玉是出类拔萃的，他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大学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一个实力与名声下滑严重的大学逐步摆脱了诸多痼疾，并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使每一个潜心向学、志向远大的老师和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为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刘道玉出了重要的一份力，许多优秀人才经由刘道玉的慧眼识珠在日后诞生——包括后来在经济学界赫赫有名的杨小凯等人。

　　在刘道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等教育家所具有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他实践的成功也验证着他教育理念的正确，然而，刘道玉并没有取得如蔡元培等人一样的成绩，这一点却颇耐人寻味。

　　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他担任武大校长时间较短使然，也可以说这是由于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直性格所导致，然而，从个人价值实现来说，刘道玉对权力过于排斥，把自己放到权力的对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关于这些，《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有着明确的显示。

　　刘道玉在自传中称，自己拒绝了当教育部副部长和武汉市市长以及团中央书记的机会，其原因主要是心系教育，想做一些实事，从个人选择来说，这无可厚非。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做实事的前提在于有做事的条件，即你必须获得做事的许可，他后来被去职，看似因为一些人反对和他得罪湖北省某官员所致，而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校长首先是行政官员，其次才是教育者。即使想有所作为，也必须遵守某些规则。刘道玉把个人喜恶表现得过于明显，并忽视了改革所必需的条件以及他所面临的诸多制约，因此，他不能创造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而只能成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可以说，在价值理性的认知上，刘道玉尚有欠缺，他过于沉溺于做实事，最终被人整倒不算意外，因此只能留下壮志未酬的一腔遗憾。而从个人选择来说，刘道玉无可厚非——他义无返顾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尽可能为公民做这样的选择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不是设置阻碍。

　　然而，刘道玉终究是让人敬佩的，他身上体现出的锐意进取，重视创造的精神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和前进的力量，也是个人实现自我所必备的条件，其“有所不为”的秉性更值得人们敬仰——尤其是在一个价值混乱、伦理底线被无限降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