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电话簿街头敞开卖，谁惹的祸？

　　在北京市北二环路旁一家书店内，《中国政府机构名录》包括《全国财政局长名录》、《5万国务院处级以上干部》等政府电话簿敞开着卖。“公安部的名录和信息你们有么？”一位顾客看到没有自己需要的《名录》问道。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介绍说：“只要不嫌贵，什么样名录都没问题，电话、地址都有。”一套《中国政府机构名录》分5卷，包括国内所有县级以上政府机关的现任负责人、电话、地址等信息。

　　据报道，该书店的《全国财政局长名录》很畅销。采访中，记者顺手记了《全国财政局长名录》中的两个电话，打电话过去时，对方都称“要找的人不在”，但电话号码居然都是对的。事实让人感慨。但是，在此笔者并不想探讨《名录》中所有县级以上政府机关的现任负责人、电话、地址等信息为何是真的，而只关注《名录》怎么会如此受人追捧？

　　我以为，《名录》之所以出现，跟人们需要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这种需求是分不开的。从一定程度上说，目前我国并没有真正进入“陌生人社会”，而只是处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阶段。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熟人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自由迁徙、地球村时代对农耕时代加剧取缔的情况下，“陌生人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的必然。而且，社会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自然也是基于契约和制度的。任何一个平民老百姓，他到一个政府部门办事，他不须知道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任是谁，更不须知道领导的详细电话和地址是什么，他只须根据固有的制度和规则，就能办成所要办的事情。

　　而《名录》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它的痴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部分人的社会行为跟固有的“契约和制度”相背离。他们渴求《名录》，实际上是渴求跟官员们建立起一种熟识的私人关系，进而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这其实是传统“熟人社会”的交际方式。当一个开发商到一个地方后，他不是基于契约和制度去找当地负责招商的主管部门，而是依赖于《名录》去找个别部门的领导干部谈投资。试问，这还是透明政府下的投资行为吗？这种行为利于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吗？

　　《红楼梦》中出现过一张纸条叫“护官符”，门子把它交给贾雨村，贾雨村进而凭此“符”放弃断案。当然，《红楼梦》中的“护官符”所涉及的人都是清代的一些官员，显然，这些官员跟今天我国县级以上政府机关的现任负责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官员大多是公私分明、体察民情的。但是，《名录》这张“通官符”的作用，在一些人们心里，其重要性跟“护官符”在贾雨村心中的重要性却是相当的。“通官符”能“通官”，至少能通个别官，它之所畅销、受人追捧，一切皆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