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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杨沫{26}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7日00:08 新文化报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更难。但老鬼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真实。作家老鬼直面母亲过去的经历,不为亲者讳。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

  老鬼 著

  ●父亲被揪到单位里劳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说两句话,回来向母亲报告。17.小胖姐

  母亲恢复组织生活后不久,领导上同意她写一部抗日战争的作品。她越来越经常住在香山。在那儿租了房子,户口也转到了香山,钱与父亲分着,等于跟父亲分居。父母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随着“文革”的彼此揭发,两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小胖就在他俩的相互指责的夹缝中生存着,直到离开这个人世。

  小胖名叫马豁然,1945年8月3日生在河北雄县的刘家铺村。眼睛上有个小疤。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她是父母亲手带大的,一直跟在父母身边。母亲自己承认,全家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胖。只有她能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只有她能被父母带出去见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全家数她命运悲惨,死得最早,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仅29岁。

  四五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母亲曾把我和她放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我们欢笑着,在浴缸里玩耍。十来岁时,我俩寒假回河北农村老家过年,我曾欺负过她,揪着她头发,把她疼得大哭。奇怪的是回北京后,她居然没向父母汇报我,可能把这事忘记了,她不记仇。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来往越来越少。家里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没事爱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却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难时期,我总是感到饿,多臭多脏多腐烂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却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我开始对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饿,却有品位,非鲜肉不食,非醴泉不饮,能在饥饿面前保持住尊严。对比自己,像头饿猪,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发了霉,长了毛儿的干窝头也当成宝贝。我服了小胖,曾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赞叹过她饿着肚子还能嗷嗷地唱歌看书。

  那时候,我为交粮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为朋友吃饭的事与保姆吵。因为这保姆只认粮票,不认人,任何客人吃饭都要交粮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别高兴,感到小胖与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不怕父母骂她看不起“劳动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个妓女,很会察言观色,伺候人。但谁要稍稍有点对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变成泼妇,捶胸顿足,满院子的骂。

  平时我跟小胖几乎没有来往,两个人都住校,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能见面。她爱看外国画报、《大众电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觉得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跟她的共同语言不多。

  小胖特别喜欢唱歌,记忆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国名著及普希金的诗。她还很“臭美”,爱穿奇装异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难看,像个瘪三,她却能穿着上街。

  自我给周总理写了告状信后,父亲再也没打过我。小胖取代了我,总挨打。因为她能言善辩,爱跟父亲顶嘴,父亲说不过就打。一次,她裤子没系好就从厕所出来,进到客厅。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她提着裤子与客人寒暄,让父亲非常气愤。客人走后,大发雷霆。小胖顶嘴,他动手就打。

  记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听见电话铃响,光着屁股,披条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电话。父亲正在午睡,骂她这么一丝不挂,哪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她不服气,顶嘴,结果让父亲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义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宠。平时见了我和哥哥,并无很热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后,她在父母面前却常替我俩辩护,指责父母对我俩有偏见。她这么替我和哥哥说话,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她自己也招来父母的训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没家,父亲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贫困。小胖却从没对穷孩子另眼相看。她与燕玲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周末总邀请她来家住。

  燕玲讲,小胖知道我经济困难,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我,自自然然,一点没施舍的意思。我考上北师大后,小胖说:燕玲姐,你上大学了,什么像样衣服也没有。我有一件大红棉袄,还有一个紫色的方围巾都给你吧。我还有,穿不了。这些衣物的质量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尤其那个红棉袄,非常漂亮,很少见。

  燕玲说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迟钝,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外语学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无锡农村的,家里很穷,盖着床破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她却一点不嫌弃,还骄傲地对人说男友对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从来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数她最敢给父母提意见。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难,她却最坚决地保爹保妈。我与她不同,我支持造反派对父母审查。当得悉父母有严重问题,可能要被打倒之后,我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态度。

  “文革”开始后,父母两人都被凶猛的群众运动吓得够呛,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复安慰父母,帮助父母四处搜集各种消息,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1966年小胖串联到上海,还敢去三姨白杨家看望。那时候,很多人都视白杨为资产阶级电影明星,包括我在内,对揭批她都持拥护态度。可小胖却公开站在白杨一边,帮白杨写检查,出主意,带材料。

  父亲被揪到单位里劳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说两句话,回来向母亲报告。是她帮母亲一笔一画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话刻成蜡板,还是她把姚文元和郭开的文章,对比地摘录出来,抄成了大字报。

  当革命造反派召开17万人大会批斗《青春之歌》时,小胖带着母亲四处躲藏。后来左派郭开找到文联,那天正好小胖陪母亲到文联看大字报,在文联的走廊里,迎面碰见郭开。她一把拉住母亲,左转右转,迅速脱离了险境。

  连载·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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