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从童年就开始变老

　　2005年上海的冬天显得特别冷。

　　12月的一个傍晚，55岁的中学教师肖淑华在办公室里收拾自己的东西，不时地朝冻僵的手指呵口热气。这是她34年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天。一个月前，她婉拒了校领导的挽留和返聘，决定退休。

　　大约10米远处，肖老师带了两年的初二(3)班教室里，学生们早已回家。相邻的一个教室里，两个当班的值日生正在为谁该擦黑板大声争吵。

　　勤恳教书的肖淑华老师似乎并不知道身处的这个社会里已经出现了子尤、胡丁琦和蒋方周这样特别的孩子，她所熟悉的，只是这个54人的班级，这些同样出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孩子。他们是肖老师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也是让肖老师下定决心退休的一届学生。

　　用肖老师的话来说，“我觉得自己老了，也很累了，而且，现在这代孩子不一样了，他们已经不像以前一样需要我们这些大人了。”

　　平均智商超过了以前的同龄人

　　谈起这些学生，肖老师先夸赞了一番他们的优点。

　　“这些孩子，普遍都很聪明。他们头脑中的很多知识都是非常超前的，有时候都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感到惊讶，他们甚至可以很冷静地指出我们的一些教学失误。”肖淑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尤其是在英语和计算机两门课程方面，在我做过班主任的十几届初中生中，他们是最出色的。很多孩子在课堂学习以外都有一技之长，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的有不少，而且，小小年纪就能考到不错的级别。”

　　肖老师说，就在不久前，这个班级接受过一个大学心理系的调查测试，其中有一项数据显示，这些孩子的平均智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他们分别在三年前和五年前抽样调查的同龄层班级。

　　还令肖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普通话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些孩子的自然语言。“我去家访时发现，现在的孩子在家里也很习惯讲普通话，不像以前的孩子，除了上课或跟老师对话时会讲，同学间、家里通常还是用上海话交流。不少家长也跟我在聊天时说过，孩子很少跟他们说上海话，只说普通话。以至于要求讲上海话时，一些词句的发音都不标准了。”

　　再就是这些十来岁孩子对于与性有关的知识几乎没有什么害羞尴尬的态度。肖老师说：“在学校开设的青春期生理课上，他们已经不像五六前的同龄学生那样还好奇得要命，有些连老师不好意思讲不出口的，他们会在下面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名词大声念出来。”

　　对这些孩子的爱好不是很能理解

　　谈到这些孩子的缺点，肖淑华淡淡地笑了笑，抚摸着手臂上一条淡淡的伤疤，那是2005年夏天，她和家长去网吧里找一个学生，这个13岁的孩子挨了父亲的打后，用小刀对她做出的报复。

　　“他们身上有所有独生子女通常的特点，自信又比较脆弱，敏感而多少有些自私。但要说这些90年代出生的孩子区别于早期独生子女的特点，那便是他们不光发育得更早，知道得更多，最明显的是越来越懂得成人世界的规则。”这是让肖老师很惊讶的一点，“一些十来岁的孩子，满脑子要赚大钱。学习成绩、钢琴考级、小干部评选，在他们眼里都失去了本来美好的面貌，而就是一个工具，一个以后可以带来成功、可以让他们成为社会强者的工具，包括我们这些老师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好像也是如此。”

　　肖老师从整理的东西中，陆续找出了一个GBA(一种游戏掌机)，一个PSP(一种游戏掌机)，几个肯德基套餐奉送的玩具，几个动漫人偶，还有十多本书，两本郭敬明的，五六本是不同品种的漫画书，剩下一些是不知作者的言情小说。

　　“这些都是从学生那里没收来的，看来要拜托同事还给他们了。”肖老师手里翻动着这些东西说，“每次看到这些，都让我对这些孩子担忧。”

　　肖老师至今不会使用电脑，别说是打游戏了。漫画和郭敬明的书，她曾努力去看，目的是好跟这些孩子沟通，但最后也放弃了。年过半百的肖老师，像大多数成年人一样很难真正理解这些孩子的古怪爱好，他们能想到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没收和禁止，让学生能把精力集中在课本上。肖老师是个比较通达的人，她并没有把某种责任怪罪在游戏、漫画或郭敬明身上，而是下意识地充满了另一种担忧。

　　“平时学习就不运动，玩的时候又老是喜欢打游戏，长时间地坐着也不运动，身体怎么强壮得起来？教我们班级体育的叶丁强老师也是老教师了，他常常跟我抱怨现在小孩的体质真的是很差，不仅容易生病，而且一些男孩子看似发育得高高大大的，手上根本没什么力气。什么长跑啊，扔铅球啊，跳远啊，总体情况一年比一年差。”肖老师锁着眉头说，“还有，他们成天看的就是这么几类书，我自己是教语文的，真的是很担心。不少孩子的作文常常会模仿郭敬明他们这些80后作家，写得忧郁、悲伤、虚幻、甚至有些叛逆。我以前总是纳闷，这么小的孩子哪来那么多的郁闷和悲伤？后来有一次一个孩子跟我说，这就是他们的表达方式，除了这样，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外面的世界来表达自己。”

　　不管怎样，肖老师仍然像对待以往任何一届学生一样爱着她的孩子们，即使最后临别没有一个孩子来送行，她也没有丝毫怪责的意思，只是浅浅地说，“他们还只是小孩子呀……”

　　不一样的内心世界

　　对待生活中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许多人像肖老师一样，容易把他们当作纯粹的孩子来对待。他们只不过看上去特别喜欢吃快餐和汉堡包，喜欢打游戏看漫画，喜欢闷头收发各式短信彩信，喜欢看到偶像疯狂尖叫。甚至也有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打着好多个耳洞、穿着大好几号的衣裤，还有些过分举止的青年从你身边一擦而过。可是，在下一时刻，他们又会十分美好地穿着规矩的校服，流利地说着英语，熟练地敲打键盘，甚至优雅地弹着舒伯特的小夜曲，然后孩子气地在马路边的小摊上吃着肉串买着零碎可爱的小饰品。他们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对父母老师有些爱答不理，以及有时候表露出让人有些惊讶的老到和世故。很多大人认为，这些孩子并没什么值得注意，所有一切只是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喜欢和感兴趣的东西不同了，他们本质上与以前的孩子相比没什么区别。

　　像子尤和蒋方舟那样能够自我地表达内心对这个世界观察的孩子，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大多数90后孩子除了在学校里按照考试要求写一些应试作文外，似乎很乐意去模仿80后那批少年作家的文字乃至价值观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少像肖老师这样的成年人不太能理解，中国文化中有那么多值得模仿的文章和积极乐观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些孩子偏偏要去模仿那种呢？

　　郭敬明的责任编辑、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时祥选表示，事实上是郭的作品特别能打动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看郭敬明的每部长篇小说都会流眼泪。”

　　而作家赵长天更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他们的喜欢，我觉得是很没有道理的，很没有原则的。比方说郭敬明的抄袭官司，这官司到底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暂时不说，但是这些孩子就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就算是抄的我们也喜欢’。这在年纪大的人看来就不太能想像。年纪大的人会觉得抄袭肯定是不对的，但他们不这样想。他们的价值评判和年长的人不同，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就是觉得郭敬明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亲切很温暖。”

　　赵婷婷是《萌芽》杂志的编辑，也是萌芽BBS的版主之一，她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处理各种投稿和来信，而其中，十多岁的孩子不在少数。她觉得并不是这些孩子仅仅因为喜欢韩寒和郭敬明才去模仿他们，而是他们内心存在的那些情绪比80后那代孩子更深重，是郭敬明这一类作品让他们有渠道发现自己，并学着表达自己。

　　赵婷婷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她常常在看到某个孩子写来的信后，却不知该如何回复。

　　从童年就开始变“老”？

　　对这种令赵婷婷沉默的来函，赵长天也表示了认同。

　　“现在很小的孩子，甚至有九岁十岁的小孩会把自己写的东西寄给我们看。但这些文章真的让我们怀疑，是这么小的孩子写出来的吗？”

　　正如子尤和蒋方舟之所以一鸣惊人，也是因为他们对成人世界的早慧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太多的震惊，而像胡丁琦这样自觉地认同社会成功规则的孩子，更是让人们隐隐感觉到了某种“懂事”之下的冲击。相比80后表达出的对社会的叛逆和内心的迷茫，这一代的孩子虽然有所继承，但他们似乎开始了另一个方向的自我进化。

　　“他们确实没有了像韩寒他们特别叛逆和灰色的一面，好像变成了一种集体的冷眼旁观，只是作为第三者的身份在那儿看，然后作出评判，是一种好像已经历经沧桑，把很多事情看穿了的态度。”赵长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让赵长天更感这群孩子“苍老”的是他们几乎整齐划一的“理想”。

　　“现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管是50年代人，70年代人，甚至包括不少80年代人，在童年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理想的，比如看了一个关于地质队员的电影，就会说我要做地质队员。但现在许多90后孩子就不会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按照名和利来判断，哪个可以让我以后生活得更舒适，生活得更好，我就选择哪个。这不是理想了。多赚点钱怎么能说是理想。”

　　的确，在很多时候，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生活里、电视上等等，会不断发现某个小小的孩子竟说着父母们在公司里、办公室里的言辞，用成年人的方式互相开玩笑。但若你只感到好玩，觉得他们仅仅是在模仿，那也许就太轻视他们了。

　　就在肖老师所在的那所徐汇区有名的重点中学的教室里，那两个吵架的孩子中，就有一个理直气壮地大声说，“你家没钱，所以你就要擦黑板，因为穷就是不对的。”

　　对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感兴趣

　　一份权威的调查，在不经意间显示出这群孩子的异常“早慧”。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在2003年曾为制订《上海市中小学明日精神教育以及生命教育两个指导纲要》，对90年代出生的孩子进行过一次调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当时是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初教处处长，参与了这项调查。

　　“我们调查了13个项目，问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其中有一些数据显示，这代孩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这个领域，很积极。他们很喜欢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这一代孩子似乎在这些方面的领悟非常快。他们也很关心社会的发展。他们在信仰邓小平的思想方面，做得似乎比我们老一代的一些人还好，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比一些老师还强。他们听老师讲，也从社会上了解到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富强，走向小康，就很感兴趣。”王厥轩感叹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结果是很令我们欣慰的。”

　　虽然人们很少能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看到这些十多岁的孩子扎堆讨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但这个调查结果在一定层面上证实了这些尚且年幼的孩子是相当了解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是什么。而且，也许他们还明白，信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比起信仰郭敬明来，肯定会给成年人带来更多的欣慰。

　　他们的基本特点

　　杨雄教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注中国青少年成长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影响。令他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对出生于90年代后的人群做的详细、规范的抽样调查，学者们只是在一些研究中和感觉上，意识到了他们不同于前人的巨大变化。

　　杨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的第一句话是：“虽然都是独生子女，但90后一代和70后、80后相比，变化真是非常非常大了。”

　　对于使用两个“非常”来形容的这个变化，杨雄说，最根本的影响，是来自与这些孩子一起成长起来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新型中国社会。

　　“90后的父母这一代，不少是60年代、70年代后出生的，在他们懂事的时候，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贫乏的中国。他们的孩子就更是这样了。”杨雄说。

　　对于90后孩子，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1992年后，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了持续的高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得到了确立，中国经济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

　　杨教授在对这批90后孩子的研究分析中，归纳出了几个特点：

　　市场消费观念更强烈，但名利作用多少被过分强化。

　　“他们几乎是靠吃超市的东西、吃洋产品长大的一代，消费观念超前，欲望更强，背后支持消费的能力也更强。在这个基础上，钱和获得钱的渠道的重要性或多或少被过分强化。我们曾经做过中法儿童比照调查，都是上海和巴黎的十岁以下的孩子，问他们将来想成为什么人，法国儿童说要做运动员，做摇滚乐手，做帆板运动员；而许多中国孩子说要做老板，做企业家，做领袖，要有汽车、洋房。某种流行意识从父母、学校、社会那里潜进他们内心了。”

　　更加张扬自我个性，但相对比较缺乏团队忠诚感。

　　“他们的父母没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包袱，教育孩子时会从心理和精神上要求他们更独立、更自信。但90后相对缺乏一种对团队组织的忠诚感，社会上的某些现象也让他们对忠诚不太感兴趣，而是以个人和个性作为追求和崇尚的目标。事实上，一些90后孩子的父母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鼓励他们做出体现个性的行为，而不是对团体做贡献。”

　　网络时代的广阔视野，信息和知识丰富，但内心有时较为空虚。

　　“他们从懂事开始，就与网络遭遇并一起成长。无论是手机、宽带，还是MP3、MP4等，他们对新媒体的熟悉程度和亲和力远远超过上几代人。他们是全球化时代中最易感染和吸收的人群。他们视野更开阔，接受信息的渠道方式更多元化，心智发展超前，知识面、早熟度也远远超过父母辈。当然，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容易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似乎是知晓一切的同时产生一种空虚感。而且，越熟悉这类新媒体，就会感到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反差。他们中一些人的虚拟沟通能力已经远超过了现实沟通能力。这种虚拟人格对他们的社会化影响相当大。”

　　不会盲目反叛，价值观更现实。

　　“由于父母给他们的东西满足度比较高，他们没有理由反叛，他们不需要反叛就可以获得很多。但这不代表他们完全听命于父母。他们的反叛是生活上的反叛，小节的反叛，优雅的反叛，而不是政治、社会的反叛。一些社会现实让他们很早就明白应该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关注抽象的哲学。他们更关注工具理性，而不是信仰层面的东西。你似乎感觉得到，他们认为社会是在要求他们成为更加工具的人、更加务实的人，而不是像80年代一些年轻人那样乐于过多的坐而论道。随后，他们的审美趣味也更中性化，生活方式更模糊，道德界限也越来越不明晰。或者明白一点说，他们中的一些人除了关心自己怎么舒服地生存下去，熟练掌握社会游戏规则外，其他的问题是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的。”

　　曾为蒋方舟《正在发育》作序的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这群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从某个角度说，虽然还没有真正登上社会的舞台，还处在被呵护、被教育的阶段，但这一代孩子，由于整个变革中的社会对他们的影响，普遍地早熟，他们从一开始，就乐意成为消费社会、技术时代的宠儿。

　　“这些究竟是不是都是时代的幸运呢？”谢有顺问。

　　目前似乎没有人能很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瞭望东方周刊》的整个采访中，不光是杨雄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肖川教授，还有研究独生子女的孙云晓教授等等专家，都表示，目前还未有人对90后这个群体开展过系统的调查和分析。

　　但肖川教授强调了一点，“按理说，每一代人的童年应该都有共同之处，比如探索的需要，体验新的生活的需要，获得欣赏和认可的需要，以及责任承担的需要。90后的孩子同样如此。他们的这些变化的确是由于变革的时代造成的。”

　　“他们会成为比较全面发展的一代”

　　不再普遍相信有时空超人会来拯救世界，不再普遍把科学家当作理想职业的这一代孩子，长大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赵长天的看法似乎不太乐观。

　　“我也说不清楚他们将来会怎样，但是就现在来看是没有办法觉得很乐观的。” 赵长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接触过的一些国外回来的人，他们觉得中国人的脑子聪明但又太复杂了。

　　“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都世故，一遇到事情马上往负面的东西想，把人往坏的地方想。我们提倡和谐社会，但现在人在精神上、心灵上有沟通障碍。本来中国民族文化里就有一些复杂的东西，比如人际关系，过去，这些东西还比较隐蔽，人要到年纪大了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但到那时候他毕竟有辨别能力了。现在非常公开，孩子很小就知道很多在他这个年龄无法作判断的东西，甚至包括算计人，这对他们影响很大。我觉得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对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的孩子那么小就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成长，我直觉是不太乐观的。”

　　但在杨雄教授看来，只要较早地关注90后身上的弱点和缺点，特别是作为成年人，以身作则，担负起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他们——正如人们常说的，问题表现在青少年身上，但根子是在成人社会，杨雄相信，他们会随着社会进步向前发展，成为比较全面发展的一代。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争论：社会是一代胜过一代，还是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持乐观态度的。我的基本价值观判断是：社会越来越开放，经济越来越发达，人的生命越来越长，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符合人民的愿景，那么象征未来的孩子反而在倒退、在堕落，这是说不过去的。”他说，孩子总是和社会发展同步的，总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总体上说一代总是超过一代的，只是每一代面临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下一代人会通过他们的智慧，解决上一代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游戏规则，找到更新的契约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社会化，担当整个社会的责任。所以，我乐观地相信这一代人是全新的一代，较少有民族劣根性的一代，更自信和更健康的一代，会是在中国民族素质的提升和国力的提高、创造美好的未来的过程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代人。

　　采访手记：这组报道是针对城市90后孩子作的采访。他们是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最大的新一代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而在中国地区、贫富存有差异的现实下，广大的农村90后孩子无疑有着自己的特点，但也不排除他们中一些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在呈现出模仿城市孩子的迹象。如何弥合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差距，是未来中国的另一个课题。

　　消费化的一代人

　　美国得克萨斯农基大学詹姆斯·麦克尼尔教授分别对7到11岁中国儿童消费行为及其对父母消费的影响作了两次调查(即1995年时对出生于1984年至1988年孩子的调查，2002时对出生于1991年至1995年孩子的调查)，写成《中国儿童的消费行为：1995-2002》。在两相比较中，他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

　　调查发现，最显著的变化就是90后出生的中国儿童的经济来源是原来的两倍，而花销是原来的三倍。并且他们独自去商店的次数增长了32%，对父母的日常购物影响达到68.7%，在耐用品购买上的影响达到23.3%。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独生子女对家庭的控制和影响极大，包括家庭的消费行为。一般到了小学三年级他们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每周去商店五次，看电视17小时——这是他们获得新产品的第一信息来源。

　　研究印证了以前对西方儿童的一项结论——100个月大的孩子应该就是一个真正的消费者了。

　　中国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七岁儿童的零用钱每周有21元，11岁儿童每周有34元，平均是24元多。与上一次调查80年代出生的孩子比较，现在儿童的零用钱增长了一倍还多。很明显，中国繁荣起来了，至少对城市儿童来讲是这样。

　　调查显示，中国儿童平均每周存款率达到35.18%，超过他们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比上次调查得出的60%的存款率要低得多。从四、五年级开始，消费就变得再平常不过，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购物经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提倡存钱以备明日之需，虽然孩子们的收入越来越多，但存款率却大大下降了。这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年轻人的消费观念逐渐形成并增强。

　　2002年，儿童花掉全部经济来源的64%以上，平均每周是15.4元。毫无疑问，他们消费比例和实际金额比七年前都大大增加，比原来上升了258%。几乎每人每年要花掉800多元。

　　中国的超市非食品类中的美容品和化妆品也很吸引孩子们。一般从九岁开始，特别是女孩子，就开始注意防晒了，所以这些皮肤护理类产品和帽子比较受欢迎。孩子们的消费有几点明显的变化——零食和娱乐类增长，新增化妆品类。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对父母购买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汽车、薯片、洗发护发用品、肉类、影碟、面条、坚果、牙膏、电视机、游戏盘等产品，说明是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家庭的消费选择。

　　中国儿童去商店次数多了——和父母一起去的次数增长了23%，自己去的次数增长了32%。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儿童现在独自光顾更多的商店——1995年每周去1.6家，2002年则是2.9家，增长了81%。说明儿童对购物感兴趣，并且被允许购买的商品比以前多了，同时家庭经济收入的显著增加也是鼓励他们增加购买的因素。（记者孙轶玮、实习记者周报道）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