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族群问题的提出与“四大族群”划分

　　新华网1月17日消息 据近期《瞭望》杂志报道，台湾80年代就已开始“族群问题”随着“民主化、本土化（台独化）”进程而日益成形、激化。文章分析了民主化诉求背后的“台独化”指出，客家人运动和原住民运动这两个特别的运动，既脱离了民进党的政治设计，又对民进党及“台独”分子的“台湾人”与“外省人”对立观产生了极大冲击。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催出了“四大族群”的划分。

　　“族群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台湾提出，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但“问题”的出现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是伴随着台湾的民主运动（又称为“反对运动”）而出现，并随着“民主化、本土化（台独化）”进程而日益成形、激化的。

　　民主化诉求背后的“台独化”

　　自1980年始，台湾的民主运动进入活跃期，社会运动也随之进入活跃期。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自称为“党外（国民党外）”的一群人，在1986年组成了“民主进步党”；民主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及其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戒严体制”；主要诉求有：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废除万年国代”、“国会全面改选”；“废除黑名单和刑法100条”，“（‘台独’）言论自由”，“台湾人（海外台独分子）回台湾”等。

　　在这个阶段中，虽然“党外人士”及后来的民进党当时并不特别强调以“台湾意识”作为“中国意识”的对立面，但诸如民进党的党名回避冠“中国”或“台湾”，民进党人强调“台湾人的出头天”、“认同台湾”，称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是“乞丐赶庙公”，加上民进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台湾本省籍人士等，均显示民进党隐藏在民主化诉求背后的“本土化”和“台独”诉求，早已引起国民党当局高层的很大疑虑；而民进党强调“台湾人”与“外省人”的对立，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

　　蒋经国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和解除戒严，1988年初去世，李登辉接掌了蒋经国的全部职位，台湾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1988年至1993年，台湾政治开始了剧烈的转型。社会上，民进党一步步走向公开“台独”，于1991年通过了“台独党纲”；海外“台独”分子纷纷潜入台湾并公开现身，而台湾当局被迫承认其回台的合法性；“台独联盟”从美国迁盟回台并加入民进党等，形成了海外与岛内“台独”的合流，台湾当局面临的“台独”挑战不断升级。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内部，李登辉虽然接替了蒋经国全部职位，但不具备蒋经国的威望和权力，围绕着李登辉全面接班的问题，李登辉与国民党外省籍高官内斗激烈，国民党内“省籍矛盾”公开化。在国民党内本属资历浅、声望缺、没有班底的李登辉，却因为具有“第一个台湾人总统”之名而得到了“台独”势力和民进党的潜在支持。为了稳固职位、夺得实权，李登辉不仅引入地方派系势力进入中央政治圈作为自己的“政治斗争代言人”，也借助“台独”势力及民进党对自己的支持及对整个国民党当局的挑战，来推动一些与自己有利的改革，借此击退国民党大陆籍上层官员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到1993年，李登辉在民进党的配合下，完成了“国会全面改选”，通过“总统直选案”，实现了“法统”的本土化，并逼迫外省籍的郝柏村辞退“行政院长”职位，为台湾当局政治权力“本土化”奠下基础。这个形势，逼使一部分、主要是外省籍的国民党年轻改革派，如赵少康、郁慕明等人出走，另外成立了“新党”，喊出了“反台独、捍卫中华民国”的口号。而民进党也在1991年、1994年相继推动“台独制宪”运动，搞出了一份“台湾宪法草案”，岛内的反对运动“台独化”。这场以本省籍的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和以外省籍的郝柏村为象征的“非主流派”的斗争结果是李登辉和民进党胜了，因此李登辉得意地称之为“宁静革命”。但在这场斗争中，以“新党”的成立和民进党“台独化”为标志，岛内的“省籍矛盾”和“国家认同”对立急剧上升，趋于激烈。

　　同时，在这个阶段，由于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对台湾统治当局权威的不断挑战，逼使台湾政治一步步开放，台湾的社会运动也在这个时期风起云涌，包括妇女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等，出现了社会各种群体“自力救济”走上街头的风潮。当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些社会运动大都与“台独”势力及民进党人密切结合，领导人互有交叉，而且大多数为“台独”、民进党所利用。但此时，却也出现了两个特别的运动，既脱离了民进党的政治设计，又对民进党及“台独”分子的“台湾人”与“外省人”对立观产生了极大冲击。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催出了“四大族群”的划分。

　　这两个运动，一个是客家人运动，一个是原住民运动，都在1988年达到高潮。

　　客家人不认同“台湾人”概念被占用

　　台湾的客家人大多数是在清朝时从粤、闽两省移居台湾的，移居时间略晚于闽南人。早年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曾发生闽客争地械斗，结果闽南籍人占居了平原地区，而客家人则占居了台湾中北部的桃园、新竹、苗栗这些较为靠山的地区，以及部分居于南部的高雄、屏东县农村。客家人的人口约有300万～400万人，占台湾总人口数约13%～15%。由于台湾的户籍规定，居民登记户口时“原籍”只填到“省”，所以这些早年移居台湾的客家人与闽南人都属于台湾省籍人，从户籍上并未明确区分。上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之所以会发生客家人运动，据台湾学者的研究，一是由于“台湾人认同”的困扰，二是因为语言使用的问题。

　　这两个困扰的起因都是由于“台独”势力及民进党对“台湾人”、“台湾话”这两个概念的占用。

　　台湾的闽南人，又称河洛人、福佬人、鹤佬人，（后三个称谓都产生于同一个发音，由于“台独”分子不愿意称为“闽南人、河洛人”，认为这两个称谓与中国关系密切，因而自称“福佬人、鹤佬人”）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约70%。可想而知，在台湾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反对运动、民主运动中，闽南人自然占“主流”、大多数。在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为主推动的台湾民主化运动中，民进党及“台独”人士对国民党当局领导阶层的诸多挑战涉及层面最广的是“台湾认同”。他们指责那些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当局到台湾的“外省人”，吃台湾米、喝台湾水、住着台湾的地方不会说“台湾话”是不认同台湾。而他们自认是与中国人不同的“台湾人”，他们的母语闽南语则是与“国语（普通话）”区别的“台湾话”。他们认为，过去台湾人受到“外省人”的压制，现在台湾人应该觉醒“当家作主”、“台湾人选台湾人”，他们的语言才应该是“台湾国语”等。他们在各种政治场合，尤其是在官方场合刻意全部以闽南语发言，对不会闽南语的外省籍高官极尽羞辱之能事。这些现象看在同样居社会少数的客家人眼里，则产生了文化与认同的危机感。

　　客家人虽然早已跟闽南人在台湾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水乳交融，难分难解，但仍自称客家人，日常说客家方言，敬自己的神祗。因而，面对闽南人自称“台湾人”，称闽南语是“台湾话”，客家人开始发出疑问。客家作家钟肇政曾质疑：“到底谁是‘台湾人’，客家人是不是‘台湾人’？”另一位客家小说家黄娟也借小说主人翁的口说：“鹤佬人自称为台湾人，自己的语言为台湾话，到底是不是把我们当做台湾人，我们可不清楚呢？！”此外，客家人还担心客家的语言文化会因此而受到挤压而进一步消失。于是，一股反对“福佬人的沙文主义”，希望保存“客家人认同”和客家文化的思潮从客家文化人中兴起。1988年，客家文化人发起“母语运动”，要求当局从政策上承认客家语言和客家文化的独特性并加以尊重，同时也要求以“福佬人”为主流的政治反对运动，不能忽视客家人的独特性，更不能以“台湾人”为名要客家人向福佬人同化。

　　客家运动脱离了民进党的政治轨道，自行走向争取客家人福祉的社运目标。客家人对民进党和“台独”目标的不认同，对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推动的“台湾化及台独”运动是一大挫折。

　　争取少数民族福祉的高山族

　　原住民运动则是一个争取少数民族福祉的民族运动。台湾“原住民”的总人口数目前约40万，占台湾人口比例仅2%左右。他们在清朝时期被称为“番”，住在平原地区、接受汉民族文化的称为“熟番”；住在山区、未接受汉文化的被称为“生番”。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平地原住民被称为“平埔族”，山区原住民被称为“高砂族”，遭受到残酷的镇压，原住民与汉族人民一道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了长时间的不屈反抗。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改称“高砂族”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大陆方面则称之为“高山族”）并依行政区域分为“平地山胞”和“山地山胞”，不承认有“平埔族”。20世纪80年代，随着台湾的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走向高潮，以及联合国对世界各地区原住民权益的重新审视与保护建议，台湾高山族一批文化菁英也开始推动“原住民觉醒”及争取权益和福祉的运动。他们在1984年底成立“原住民权益促进会”，着手推动包括“高山青原住民知青觉醒运动”、“反雏妓迫害运动”、“反国家公园运动（因建公园则圈走了山地保留地）”、“还我土地运动”、“正名运动”、“还我姓氏运动（原住民在户籍登记时大多取汉字名，他们担心因此失去民族认同和血缘混淆）”、“反核废料（堆放在兰屿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运动”等。原住民运动前后进行了约10年，到了1993年，早已汉化的“平埔族”人也开始表明自己的原住民血统并加入运动，使原住民运动引起台湾社会更大的关注。

　　这些运动促使台湾社会各界正视少数民族的弱势处境，倾听少数民族的呼声，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反雏妓迫害”、“反核废”得到了妇女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声援，“还我姓氏”也得到行政当局认可，开始推行原住民改回原来姓名的户籍制度。

　　高山族“正名运动”约在1988年提出，既针对台湾当局数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政策，又对民进党“台湾人”的自我标榜构成挑战。这一运动提出：反对被统称为“山胞”，要求台湾当局及社会各界承认他们自己选择的名称——“原住民”与“台湾原住民族”。理由是：（1）根据各族口传历史，祖先原来就住在台湾；（2）在17世纪其他民族尚未到台之前，台湾早已有数十种不同语言、生活习俗、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族群存在；（3）“原住民权益促进会”在成立时就以票选投票决定选择“原住民”一词，作为各族群或个人的统称；（4）自称为“原住民”和“原住民族”是对其他族群平等相处的要求，也是对原住民认同自己族群的期待；（5）“原住民”和“原住民族”称号是世界潮流等。

　　1994年，高山族改称原住民一事在岛内“第二次修宪”时得到采纳。此后，台湾的少数民族一律统称原住民，但仍分山地和平地，山地原住民原共有10个支族，后来又有一个支族获得承认，因而目前有11个支族；平地原住民源于过去的“平埔族”，据说也有10个支族，但目前很多支族并不成形，难以确认。

　　经过客家及原住民运动，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所强调的“省籍二分类”无法继续下去，所以他们根据社会现实和政治需要，提出了“四个人群分类”，以“族群”取代“省籍”的称谓，也就是所谓的“福佬（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之说。□

　　资料：什么是“族群”？

　　这个概念引自于现代西方政治学界，“族群”的英文是（ethnicgroup），是一个区别于“民族”的概念。西方政治学界认为，民族主义发展到现代，很多国家内部的冲突已经无法用民族冲突来定义，因而就派生出了“族群”概念，其较宽松的定义是指：在大的社会脉络中一群分享共同兴趣与价值的人组成的群体。这样的群体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还有共同的认同目标、利益认识和情感追求。这种意识称之为“族群意识”，具有“族群意识”的人，他们又同时具备了可以接受族群动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潜质。一个社会中，如果同时具有多个有不同“族群意识”的群体，就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出现“族群问题”。这样的“族群问题”超越“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却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利益的、情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