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利益仅靠教授捍卫是不够的

　　□山东淄博市解本友

　　“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16日正式成立！”1月15日，在北京北四环一个名为“乌有之乡”的小书店，中国农大教授何慧丽女士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她同时宣布，几周前从河南兰考县拉进北京的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销售告罄，另外10吨大米正在加急运送途中。

　　（《中国青年报》1月17日报道）

　　作为农家子弟，我一直关注着何慧丽教授的“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对何教授心系农民心存感激，对何教授为农民卖米而感动。但是，理智却告诉我，何教授虽然卖出了大米，动机也伟大，却依然难称健康的市场行为，农民的权益，不能靠“明星教授”来捍卫；建设新农村，更不能从教授卖米开始。

　　可大量复制，是市场经济下健康销售行为的一个基本特点。何教授的“米”是如何卖出去的呢？在何教授的那篇《“卖大米”行动之忧喜录》中可以看到，这些大米能卖出去，很大程度是靠“关系”、“人气”、“媒体炒作”、“农业部资金支持”、“‘贵人’相助”等。这些，虽然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但绝难“拷贝”。

　　南马庄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了品德高尚一心为农的何教授。但是，中国的“何教授”只有一个，受益于何教授的只有一个南马庄。对中国广大农民来说，对绝大多数质量可靠的农产品来说，这种销售模式以及让农民受益的模式，根本无法效仿。

　　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说，靠“明星教授”卖米推动，既是农民之福，更是农民之忧。这种个人推动，力量毕竟有限，范围也极为有限。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才是国民福祉最有力、最持久的保障。

　　例如，帮农民卖米，按理说属于乡村那些站所的职能。而何教授帮农民卖米，包括组织合作社，为的却是和“七站八所”抗衡，以免农民的利益被这些站所剥夺。国家拿钱为农民成了的“七站八所”为什么成了剥夺农民的“老虎”？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面对令人击节的“明星教授”，在赞扬之外，对其背后隐含的问题，更应予以深刻的、制度性的思考，并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