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名村民代表 票决征地款分配

　　果农孙志坚说多数人瓜分少数人利益，法院则称尊重村民自治

　　孙志坚已51岁，是厦门湖里禾山镇五通村（现金山街道五通社区）泥金社村民。

　　在过去的2005年，他已和五通村委会打了两年多的征地补偿官司。

　　被征的那块地早已成了途经他家门前的光鲜亮丽的环岛路。

　　孙志坚说，本来，村小组公布的第一次分配方案，自己单果树补偿款就应获得60多万元，连同他亲戚该得的果树补偿款，共110多万元。

　　但分配方案招来多数村民反对，后来又有了一套新的分配方案，自己只拿了4份4．8万元的“人口份”。

　　这份新方案是该村小组5名村民代表和15名议事代表表决通过的。村民们认为，既然按每亩9．2万元包干的，征地款就应该平均分配。但孙志坚认为，即使是多数人的意志，也是多数人瓜分了他家的财产。

　　但诉诸法律后，法院判决认为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分配方案应予尊重。

　　距孙志坚家大约50米的环岛路，3年前，还是一片茂密的龙眼林。

　　孙志坚原来是做建材生意的。他说，从1987年起，他一边张罗生意，一边发动了几个兄弟种植龙眼树。

　　后来，孙志坚又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荒地，请来工人，继续追加投入，果园从原来几亩地扩大到了几十亩地。

　　1997年亚州金融风暴，房地产业步入冰河期，孙志坚说，他的建材生意直接受到重创。孙志坚放下生意，变成了一个果农。

　　孙志坚成了远近一带的龙眼种植大户。

　　征地款包干

　　补偿款悬殊

　　2003年，环岛路五通段开工在即，根据工程施工要求，环岛路将占用五通村（现五通社区）泥金社的土地。据泥金三组组长孙志固介绍，泥金三组是当时的“征用大户”，在被征的环岛路香山—五通段共600多亩土地中，泥金三组就占了300多亩。

　　这段环岛路不偏不倚，恰好占用了孙志坚的果园。

　　但孙志坚称，土地被征用后，他并没拿到足额的青苗赔偿款，只得到4份4．8万元的“人口份”。而这个“人口份”与初次分配方案的高达60万元的补偿款有着天壤之别。

　　当年4月4日，湖里区政府和湖里区五通村民委员会签下了名为《环岛路（香山—五通）建设项目征地协议书》的包干协议，协议约定，以每亩9．2万元包干的标准补偿给五通村民委员会。

　　湖里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纪延告诉记者，包干制度现在还在延用。周强调，这种包干，是跟集体包干，并非跟村民个人包干。政府跟村委会包干后，再由村委会对补偿款作出分配。

　　周还称，后来有媒体在宣传该政策时认为“种金种银一个样”其实是一种误解。

　　记者将1999年《厦门市征用土地补偿费用标准暂行规定》的赔偿标准和9．2万元包干的赔偿方式进行比较。在计算过程中，记者又按照1999年的补偿标准，对土地总补偿金额主要影响因素“土地补偿费”、“人口安置费”、“青苗补偿费”，取最大值计算，得出了两大类土地所能获得的最高土地补偿款。

　　结果显示，最高的耕地补偿金仅为66300元／亩，最高的果园林地补偿金则为68784元／亩，均比每亩92000元的包干补偿金低出了2万多元。

　　事实上，按“包干”来赔，五通村是每亩至少多出了2万多元的总补偿金。

　　据记者调查了解，泥金三组征用的土地中，还有数量不少的林地、荒地，如按1999年厦门市政府制定的赔偿标准来实施，综合计算的结果要比“包干”获得总数低出许多（乘以五通村的赔偿总数600多亩地）。

　　征地款分配

　　张了两次榜

　　认为征地款分配不公，孙志坚等一些果农把事件解决诉诸法院。

　　法院的判决书上这样显示，2003年5月25日，五通泥金三组张榜公布了第一次制定的分配方案，当时还附有《补偿清单》。

　　村小组长说，该分配方案是当时包括拆迁办、镇、村委会、小组代表等各方人士参加，丈量好后，按照《厦门市征用土地补偿费用标准暂行规定》和《村规民约》测算出来的。

　　孙志坚说，在这次张榜公布的清单上，他可获得60多万元的果数补偿款。而且这个价格，已是打了折的。泥金三组组长孙志固证实了这一点，理由是，孙志坚的那些龙眼树种在荒地上，按规定就是要打折。

　　村小组长回忆说，分配方案一公布，就招来了村里大多数村民的反对。村民们认为，既然是9．2万元“一口价”包下的，那么就应该按现有的人口平均分配。按照不同标准分，就是分了其他村民的份额。

　　对此，其后还有了《泥金三组社员群众致小组长的一封信》。后来事情还闹到了村委会。

　　法院查明，5月27日，泥金三组推选了15位议事代表，与原来的5位村民代表，通过了新的分配方案，决定对果树进行复点。据当时参加表决的村小组长孙志固回忆，新分配方案是以19人赞同，1人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的。

　　新分配方案中，增加了差价补贴，田间、地头、荒地内的果树一律不予补偿等新方案。

　　“村里500多位村民，只有12户是龙眼种植大户。而且，15位议事代表都不是龙眼种植大户。他们当然更乐意接受新的分配方案，结果没有任何悬念。”孙志坚说，“这样‘一刀切’，却是在瓜分我家的财产。”

　　对于种植户与非种植户的比例，以及议事代表均非种植户的身份，在记者接触的采访对象中，没有人对此否认过。

　　果农说

　　果农征地款

　　2003年5月29日，五通村委会发出一份通知，要求原种果树要进行清点的业主，必须在当日下午2点前到村委会报名，否则，一律视为耕地处理。孙志坚说，这一次复点，他也参加了报名。

　　然而，复点结果是孙志坚没有被列在应予果树补贴的名单中。

　　6月2日，五通村委会依据新的分配方案，将土地补偿款扣除村提留和原种果树的补贴后，按“人口份”，对泥金三组的村民每人发放4．8万元，当天，孙志坚也领了4份的4．8万元。

　　但孙志坚认为，自己应该在这4份的4．8万元之外，获得第一次张榜公布的果树补偿款60多万元。

　　几经交涉未果，当年8月2日，孙志坚以其被征用的土地上有栽种果树，但五通村委会不予发放果树补贴，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将五通村委会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村委会支付他连同其兄弟一共110多万元的果树补偿款。

　　孙志坚认为，议事代表一举手，就瓜分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明显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孙志坚说，按“人口份”4．8万元一刀切，等于有种龙眼没种龙眼一个样，施肥、浇水的和床上睡觉的一个样。新的补偿方案就是瓜分了他的财产，一些本来拿不到4．8万元的人，也一样获得了4．8万的补偿款。

　　孙的代理人聂律师说，在没有考虑合法性的情况下，即使决议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即使村民自治应该得到尊重，那也是违法的，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以损害少数种植户的利益为前提。

　　可被告五通村委会在答辩中认为，当时区政府是采用包干价的形式补偿征地款的，新的分配方案，是村委会根据泥金三组的实际情况，经过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制定出来的，程序合法。而且孙志坚也领走了“人口份”4．8万元，现在又要来拿60多万元，是重复要求。

　　法院称

　　法院应给予尊重

　　2003年12月20日，湖里区法院一审判决，泥金三组新分配方案合法有效，4．8万元是人口份，不包含果树补偿款毫无疑意。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确实应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但孙志坚提供的数据没有种植面积，无法计算果树补偿金额。

　　最后，湖里区法院从当时的拆迁公司——厦门义和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调取《补偿清单》，认为该《补偿清单》是在分配方案制订之前测量所得，较为可信。于是，以其作为定案证据，判决孙志坚可获果树补贴2．7万多元。

　　记者来到厦门义和拆迁工程有限公司时，该公司办公室一女员工称，公司的黄先生是当时负责五通拆迁项目的，会比较了解情况。

　　然而，当记者对此事采访该公司黄姓项目负责人时，该负责人表示，此事已年代久远，没有太多印象，而且当时的他只负责房屋拆迁这一块工作，无法提供整体数据。

　　对一审判决，孙志坚不服，上诉厦门中级法院。

　　2004年7月14日，厦门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厦门中级法院查明，孙志坚诉求的100多万元果数补偿款是根据《厦门市征用土地补偿费用暂行规定》，按其提供的补偿清单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厦门中级法院认为，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属于村民自治决定范畴。新的补偿方案是五通村委会在政府采取包干发放征地费用的前提下，经村民民主议定，并实际执行的方案，属于村民自治决定范畴，应予尊重，而且孙志坚也领走了按新的分配方案发放下来的钱。

　　厦门中级法院判决，孙志坚要求按照《厦门市征用土地补偿费用暂行规定》对其栽种的果树全额补偿，该要求背离了五通村委会既定的分配原则，不能被支持。

　　厦门中级法院还认为，由于一审法院判决五通村委会支付孙志坚果树补贴2．7万多元，而五通村委会没有上诉，因此，孙志坚可因村委会的没有上诉而获得2．7万多元。

　　后孙志坚向厦门中级法院提出申诉。2005年5月13日，厦门中级法院驳回了孙志坚的申诉，维持了二审判决，并且认为，当时五通村委会采取9．2万元的包干补偿方式，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征用补偿方式，决定了五通村委会的土地补偿分配方式，不能完全按照《厦门市征用土地补偿费用暂行规定》操作。五通村委会根据村民小组不同情况，决定出不同的土地补偿方式，既是一种自治的行为，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随后的6月12日，孙又向厦门市检察院提出申诉。2005年11月25日，检察院决定终止对该案进行审查，认为确实从厦门义和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调取的《补偿清单》更为客观，孙志坚应获2．7万多元的果树补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