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最不能忍受联合国议而不决

　　陈健与联合国有着特殊的渊源，上世纪70年代，他的外交生涯就是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开始的。此后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四次进入联合国。最后一次，他实现了从一名中国资深外交官到高级国际职员的转变，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近日，杨澜专访了陈健，也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了陈健在联合国任职的历程。

　　从一名资深外交官到高级国际职员，陈健最大的改变会在哪里？

　　杨：应该说您的职业生涯中有四次进入联合国啊！

　　陈：也很巧，我正好是每十年到一次联合国。第一次70年代，第二次80年代，第三次90年代。最后一次是2000年，也是我的一个转变，因为前三次都是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作为中国外交官开展活动。最后一次则是进入秘书处工作，所以感受也不完全一样。过去作为中国的外交代表，我讲话就是代表中国的立场，可以直言不讳地讲中国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但是现在作为国际职员来说，我讲话要考虑到各方的接受，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适当调整自己讲话的这个角度。

　　另外一个调整我觉得是职能的变化。原来我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不管是在联合国代表团在外交部或者是在驻日本使馆，都是一种外交政策方向性的工作，而现在我管的是联合国大会事务部，主要是管理性的工作。

　　杨：在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个任期上您度过的最戏剧化的一天是哪一天？

　　陈：我在2001年8月底到联合国任职的，不久正好碰上“9·11”事件。当天是56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开幕式选举主席。由于“9·11”事件，联合国大楼整个都撤出来了，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有大会主席。当时联合国大会面临就反恐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出面召集各个地区组的主席，就反恐提案进行磋商，为即将上任的联合国大会主席准备了一个案文。所以在9月11日那天，我当了一天没有头衔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这也许算是我度过的最戏剧化的一天了。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构，一直是全球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也正因此，它的内部管理和改革，成了众所周知的大难题。而所谓的“联合国文化”，又让身处其中的陈健发出了怎样的感叹？

　　杨：在联合国内部，您自己最不能够忍受的一个弊端是什么？

　　陈：像任何一个官僚机构一样，议而不决是最不能忍受的。联合国效益低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方面由于191个成员国要取得一致意见本身就很难了；另一方面秘书处内部又是由各国人员组成，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所以无论在联合国内部以及成员国机构之间的讨论都非常多，但往往都是议而不决，或者是要做一个决定很难，或者做了决定以后真正执行又很难。

　　杨：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两难的境地，就是一方面您要代表联合国的利益，特别是向秘书长负责需要做出某种决定时，而这个决定可能与中国的外交利益有所偏差的，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陈：应该说还没有碰到过。因为中国的根本利益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目标是一致的，这个大方向的一致决定了中国的利益和联合国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另外联合国主要是对大国的，在关键问题上是尊重大国的利益的，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当然小的问题上是会有所不同。

　　杨：近几年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了一个空前的挑战，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这个动武的事件以后，其内部关于安理会的改革等等也似乎进入了一种僵局，您是否对此也感到比较忧心忡忡呢？

　　陈：当前联合国确实面临一个空前的挑战。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既没有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也没能阻止美国入侵伊拉克，其结果带来两方面（支持美国和反对美国）都对联合国感到不满，觉得联合国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一方面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反美的势力，同时也不可能完全成为美国一家的工具，那么联合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近期的联合国进行改革也只能够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能够在大家同意的一些问题上先改起来，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

　　在陈健4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的角色也一直在变化，从驻联合国代表，到外交部发言人，又到驻日本大使，对于自称为“有些腼腆”的陈健来说，其中“出镜率”最高的发言人身份，是他最头疼的。

　　杨：在您的外交生涯当中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除了说像做驻日大使之外，您也做过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当时是吴健民先生刚刚离开，您接替了他的职位，那个工作在您的外交生涯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折？

　　陈：我觉得那是我在外交部工作当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每周至少两次面对各国记者，来想办法阐述自己本国的政策，而这些各国的记者不一定都是对中国友好的，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和角度和我们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和看法也不一样，所以这种场合往往是即有作为中国政府说明立场这一面，也有互相之间矛盾冲突，有的时候还有点火药味。

　　杨：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次？

　　陈：处理最难的一次就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的时候。当时有好多非政府组织也来参加这个会议，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想要向中国政府递交所谓人权问题的材料，他们在会上突然提出，说我们有这样一些东西，问你作为发言人能不能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些请愿书，而话一说出，所有的灯都打上了。他们事先有策划的，我就知道这里有个陷阱，我怎么说都是不太合适的，如果我断然拒绝，那么会成为头条新闻，说中国处理问题怎么这么僵硬，如果我接受那肯定是犯错误啦。当时我脑子一转想了一句话，我就说我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我这里只是出口不是入口。大家笑了，一笑以后这个问题也就淡化了，第二天我一看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这个事情，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了地。

　　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任期结束后，陈健将会有一个怎样的工作计划呢？

　　杨：到了2007年，这一届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任期就要结束了，在这之后您对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的继续发展还有什么计划吗？还是就准备退休了？

　　陈：应该说我的一生基本上是没有一项工作是我自己给自己设想的，或者是安排的，都是被动接受一项工作。但是我发现我接受的任何一项工作，干起来以后都还是很有意思的。回想起来可能我是属于一个不是爱一行去干一行，而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所以不管我从联合国退休以后给我安排什么工作，我相信我都会喜欢而且会努力去做好的。

　　陈健：联合国副秘书长

　　1942·2·2出生于上海。

　　1959-1964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

　　1964-1966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班

　　1966-1971外交部国际司

　　1972-1977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

　　1977-1980外交部国际司

　　1980-1984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一秘

　　1985-1992外交部国际司处长、参赞、副司长

　　1992-1994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4-1996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6-1998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8-2001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

　　2001-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简介

　　1945年，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起草了《联合国宪章》。在中国、法国、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以及多数其他签字国批准《宪章》之后，联合国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宪章》规定，联合国宗旨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合作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增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并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