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人民网转载周瑞金先生的文章《“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以下简称《两》文），读来令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针对目前我国地下“性产业”禁而不止、越演越烈的事实，《两》文提出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的构想。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两》文借社会学家的嘴，建议我国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
产业”的管理办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还建议上海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在会上议议。
笔者没有亲历过旧社会，但循着周先生的思路穿越时空，一下子回到解放前的上海滩，“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娼妓人数之多堪称世界大都市之最……这难道就是周先生理想中的“文明和谐社会”吗？
改革开放以来，“打开窗子，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其一，它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腐蚀着人们的主流道德观念;其二，它导致性病、艾滋病流行，危害国民身体健康;其三，它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诱发各类违法犯罪，造成社会不稳定。对此，我国政府一直将其作为违法犯罪予以打击，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还是《刑法》，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关罚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身心健康，乃利国利民之举，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然而，由于受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人铤而走险，偷偷从事卖淫嫖娼、制黄贩黄等地下“性产业”，加之一些地方政府打着“保护投资环境”的幌子，对此类现象管理、打击时紧时松，缺乏长效管理机制，致使地下“性产业”泛滥成灾。因为禁而不止，所以干脆将其“合法化”予以阳光管理，《两》文的宏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难道给个名份它就“改邪归正”，就对社会没危害性了？进行划片设“红灯区”（妓院）、办健康证、收税之类的阳光管理，就能保证性工作者规范从业、就能避免性病艾滋病的流行？放的结果恐怕不仅不能克服“性产业”与生俱来的弊病，反而只会使社会道德更加沦丧，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变得一团糟，何谈文明和谐社会？简直是南辕北辙！
时下，禁而不止的东西多了，譬如贪污腐败，譬如杀人放火，譬如私藏枪支弹药，按照周先生的逻辑，是否也让它们统统“合法化”予以阳光管理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灾难便同时降临了。呜呼哀哉！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指出：“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当晚，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多个妓女得到解放。随后几年间，我国内地所有的妓院相继被封闭。1964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赞扬和好评。这一切，与国家采取的关闭妓院、取缔娼妓的决策密不可分。周先生在《两》文中为“性产业”的合法化大声疾呼，给“性产业”的兴盛火上浇油，无疑于开历史倒车，值得警惕和忧思。
如果让地下“性产业”合法化是“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计”，那么，这样的所谓“文明和谐社会”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