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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数据“三高”短期策略探讨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9日00:07 红网

  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创了历史新高。此外,截至去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也是一个历史峰值。而去年自央行的数据显示,2005年11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差为92087.81亿元,不仅再度创出新高,而且已经连续上涨11个月。

  外汇储备、居民存款、金融机构存贷差这三大金融运行要害数据都创新高,绝对是

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一般来说,这三大指标哪怕是其中之一出现异常,都有深刻的背景因素,预示着经济运行中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初,就出现这样“三颗卫星”同时上天的奇观,更是一个不一般的信号,宏观经济局势空前错综复杂的状况,已经充分表露出来。

  首先说外汇储备。大家可能都知道“为国创汇”这个词,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它就是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追求目标。事实上,国家多年来也是一直在鼓励多出口、快出口,地方政府更是把“出口创汇”作为主要政绩之一。到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8189亿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8400亿美元,如果当初没有动用外汇储备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就已经超过了日本。那就证明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在世界经济擂台上我们也是重量级选手了,但是挣来这8189亿美元,我们也要看到自己在环境、资源上的隐性付出,看到生产线上为低附加值产品“走量”而累死累活的工人拿着“长得比眉毛还慢”的工资。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和我们的经济总量之间,也有一个“边际效应”存在:过低当然不好,但是过高也同样不好。过高了之后就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是外汇储备“储”而不用,造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使经济运行对宏观调控的敏感度下降,国家调控的措施难以找准关节点;二是人民币加速升值压力和我们的产品出口难度同时加大,别的国家看到你赚来这么多外汇,顺差这么大,会想方设法阻止我们的产品出口,国际贸易摩擦自然也就会增多;第三点,就是这么大额度的外汇,怎么才能够做到保值增值,有巨大难度,不仅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很难捉摸,而且这样天文数字的货币资产,无论进行怎样的保值处理,都是一项挑战性任务。这些年,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美元贬值使其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现实,这更使我国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币种的现实面临着如何保值增值的考验。

  其次说说居民存款。按照14万亿人民币的居民存款总额来说,全国人民无分老幼,每个人头可以摊到10000元存款了。这是一个伟大成绩。但是,事实上“在中国,财富的聚集程度很高,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这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中国理财市场》报告中说的。这份报告还说,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大约是0.447。通常的标准是,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0.4,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线。按照这份报告推算,14万亿财富的60%,也就是8.4万亿握在0.5%的个人手中,其余99.5%的人民仅拥有5.6万亿人民币存款,算到人均头上,这些占绝对多数的人就只剩下了每人4300块钱。在当前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大刚性开支居高不下的状况下,真正实现启动内需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按照这个轨道发展,一方面拥有8.6万亿存款的富人会积聚更多的财富,相应的是他们的消费在当今中国已经很难有什么更大的挖掘空间,花无可花,所以他们的存款有望继续增长;而95.5%的群体,则由于不敢花钱,所以节衣缩食还是要存更多的钱,也是会造成存款的继续增长。这样高额并且是可以预见还将被刷新纪录的居民存款,和创新高的外汇储备一样,证明了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居民存款还具有一种“双刃剑”性质的潜在威胁,丰厚的居民储蓄,调控使用得好了,它会成为经济良性发展的推力器,使用得失当,它就会变成“出笼虎”,1988年因通货膨胀引发的挤兑,就曾经有比较严重的后果。

  存贷差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正常的情况下,存贷差高企应该是通货紧缩的信号。但奇怪的是,尽管2005年11月份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差达到创纪录的92000多亿元,并没有其他明显的通货紧缩信号。一般说来,在同期没有大量国债发行“挤出”的情况下,高额存贷差的出现意味着或者是银行惜贷,或者是企业产能过剩效益下滑而不肯贷,目前看来,92000亿存贷差的产生,银行惜贷和企业慎贷的因素都存在,再加上居民储蓄不断增长,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现状。高额的存贷差,不是利弊并存的双刃剑,而是单方向损害经济运行。这既意味着实现启动内需的目标还需要努力,也同时表明经济运行中资源优化配置没有到位。

  那么统观外汇储备、居民存款、存贷差“三高”,我们会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那就是一些年来,经济发展中对出口依赖性过高,在出口产品的国内环节上分配结构不合理,工人和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利益严重不平衡,企业过于依靠生产巨量低附加值产品来盈利。此外,国家投资应该说也有失误,对大型实体项目投资较多,而对教育等上层建筑投资不足。正因为这样,如何解决这3大金融指标超高带来的经济运行的隐患,也需要采取系统性的策略,走好“全国一盘棋”。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型社会等目标,就是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目前,我们积累了充沛的资金,怎样把这样数量庞大的“好钢”都用在刀刃上,事关重大,如果把高额的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用好,科学合理地用在建设创新型社会上,那将会发挥了不起的作用,金融机构的存贷差也自然会回落到合理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资金来支持,建设和谐型社会更需要调节贫富差距,这就是当前经济政策的两条主线。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启动社会消费,不能单纯依靠富人的消费,而是特别要启动低收入者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性消费,这才是良性消费,其前提就是首先要增加这个群体的收入,使社会分配机制更加合理,但是调整社会分配结构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长过程,因此有一个滞后效应。

  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应对金融数据“三高”,目前马上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三条:第一,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大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指示,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高附加值、资源消耗小的产品,实现最优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发展创新型产品,出口高附加值产品,遏制出口竞相压价的不良现象。第二,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把经济发展两条腿中仍留在下一个台阶上一条腿——农村,拉到台阶上来,既可以扩大公共投资,也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必要性消费,一举数得。第三,加快发展资本市场,把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放到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让股市健康运行,成为回报合理、透明公开的大市场,分流居民储蓄来投资;第四,增加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刚性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住房等大宗消费。这是在目前的改革框架中降低金融风险,可以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的四个基本工作。

  (稿源:红网)

  (作者:王栋)

  (编辑:实习生:万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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