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28}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更难。但老鬼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真实。作家老鬼直面母亲过去的经历，不为亲者讳。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

　　●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

　　姑姑哽咽着说，可怜她才29岁呀！

　　次日，公安人员来家里勘查现场。13处富有经验的马处长亲自参加，连钢琴和收音机都拆开检查。很快就通知母亲，小胖不是自杀，是他杀。从一个玻璃杯残剩的咖啡里化验出了是致命量20倍的冬眠灵。

　　1975年春天，小胖遇害的消息轰动全北京，是街头上广为流传的桃色新闻。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常常能听到人们议论这桩事……

　　死后，小胖的衣柜里空空荡荡，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几双破袜子都露着窟窿。想到她死前的最后一段日子，过着清苦生活，怀着身孕，穿着单薄的小棉袄，趿拉着大棉鞋，有时饿了，竟靠吃糖块充饥，全家人无不唏嘘！

　　可怜的小胖姐啊！

　　在小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父亲总是训斥她，骂她，赶她走。现在父亲心如刀绞，一提到小胖，泪流不止。小胖怀孕后住在家里，他还一毛一分地跟小胖算伙食费，逼小胖交。自己丢了钥匙，就怀疑是小胖偷的，连吼带骂，现在女儿死了，他的痛苦和内疚可想而知。他常常躺在沙发上发呆，涕泪交流。跟人一提小胖就哽咽，脆弱不堪，像变了一个人。

　　母亲说：老马，小胖活着的时候，你又打又骂，死后又这么痛苦。应该吸取教训，对活着的孩子好一点，不要等死后再后悔。

　　于是父亲宣布，要把小胖的儿子禾禾接到家中照看。还宣布全家5个孩子每一家都给养一个小孩。一个时期，父亲对孩子的冷漠态度大有变化。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尽管母亲非常难过，也仅此而已，并不敢为小胖的冤死积极奔走，催公安局快点破案。于是这个案子就拖了下来。渐渐地，公安局不再说小胖是他杀了。有个别人甚至说小胖是自杀。但我们家人绝对不相信。

　　19．儿女情很淡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一样，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地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待，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笤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待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惟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做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地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也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日子，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极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老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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