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拼车”的思考中期待“良法”

　　文 潘灯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17日《东方早报》的“两会”报道中提及，“（出租车）‘拼车’的问题，交通局已在研究。”“私家车去做公交车，不能把它简单地归为黑车，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限制与放开“拼车”的争论自去年以来一直沸沸扬扬，其中利弊笔者不再赘述

　　在我们身边，还发生着大量的类似“合情不合法”的尴尬。其大量存在，一方面源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情况已经超越了原有法规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源于原有法规的制定不甚合理。

　　法学界自古就有“恶法”和“良法”之说，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良法”问题，他说：“法治应包括两层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首先的要求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们的“良法”理应超出亚里士多德所定义内涵。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的“良法”，即法律的制定、理解、适用应该符合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是非观、善恶观，绝不能与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并已成为普通民众基本行为规范的常识、常理、常情相对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大部分公民按照常理、常情去行为时，不会遇到违法的尴尬。

　　近些年来，从《城市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到“强制性婚检制度”的取消，从《婚姻法（草案）》的公布到《物权法（草案）》的全民征求意见，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的立法和法制日趋“人性化”。同时，地方立法，诸如上海公积金“新政”、北京烟花“改禁为限”，这些规定由于更加贴近大众，让我们开始享受法律、消费法律。加入WTO之初，各部委共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它们大多不适应WTO规则，不宜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的游戏规则。如果说当年对一批经济领域“非良法”的清理来源于外力，那么今天我们更喜于看见，一批源于内力的对行政和司法领域的“非良法”的反思、批判和修订。交通部门在市“两会”期间提出了对“拼车”问题反思，尽管新法规的制定和出台尚需时日，但我们有理由享受这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