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

　　内贾德的忧愤与慷慨

　　过去几个月来，伊朗总统内贾德屡出惊人言论，引来国际“文明社会”一片讨伐之声。西方有媒体将内贾德总统比作希特勒，说他是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丧失理性。

　　人本为静，感物而动，不平则鸣。人们往往是因为忧愤无端，才慷慨任气，说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话来。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来轻视世事、潇洒自得的风度，内心里却潜藏巨大的苦恼和忧烦，夹杂无边的忧惧和哀伤。

　　内贾德的一些激愤言词或许不容与时，但如果回顾一下伊朗历史，便不难理解这其中包含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是石油，是核技术，但绝不仅仅是石油，也不仅仅是核技术。真正的问题是国家主权，是国家发展的权利。是掌握先进技术，进行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利。过去100多年来，伊朗人虽然经过百般努力，却始终没有取得这个权利。

　　伊朗人有理由愤懑。自18世纪以来，伊朗一直是“大棋盘”中的小卒子，是各种势力相互冲突的牺牲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石油并没有给伊朗带来多少益处，而只是激发了列强对伊朗的争夺。在这个过程中，伊朗统治阶层一般倾向出卖国家资产以自保，包括石油开采权。这一倾向有时引来其他列强的干预，更多的时候是引起国内知识界、宗教界人士和公众的反对，引发了一次次的政变和革命。

　　内贾德的言辞激扬，但很清晰。“欧洲人说，准备在我们放弃发展自己的核项目时给我们提供核燃料，但我们如何能相信他们？他们连生命保障所必须的药品都不提供给我们！我们不会放弃捍卫我们人民的权利！”他的忧愤反映了这样的一种世界观，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无法信任西方”。

　　宿景祥

　　为中国争回发明和发现的权利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13亿人重新集合起来，向科学技术发起新的进军。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使命，而可能是对我们文明记忆的一场复苏。正如罗伯特·坦普尔在评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所说，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都会惊讶地看到，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

　　如此看来，我们是早已有着创新历练的民族，而拾起这样的自信，或许正是重新上路的基础。

　　然而，为什么反倒是西方人最后成为了现代科技革命的领导者呢？坦普尔说得尖锐：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他们的发明和发现。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

　　这的确是中国百年来最大的苦涩之一，也是今天我们重新出发、面临的最大思维障碍之一，因为要做成一件事情，首先必然要唤醒一种精神。但直到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曾想过，发明和发现曾令祖先们多么得激情澎湃，因此，我们自己又怎么能不热血沸腾呢？于是，代表了科技奇迹的互联网，反倒把创造者遗忘了，在轰轰烈烈的博客运动中，我们看不到几个科学家的名字，商业网站压根没准备把他们邀请为精英；于是，一些科学家自己也忘记了本原……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这个民族本有的。我们宁愿相信，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这只是短暂的失忆。创新的基因毕竟还在，找回中国失去的荣光，实际上，就是争回发明和发现的权利。

　　《江南时报》(2006年01月1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