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族精魂为艺术营养（文论天地）

　　肖云儒

　　刚刚完成的舞台精品工程评选不是精英工程，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考量。但作为国家舞台艺术和民族文化的标志剧目，精品戏在总体上当然应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

　　对优秀传统道德的现代转换

　　上海京剧院新版《狸猫换太子》在改编上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淡化忠、强化义，实现由忠而义、由忠其君到正其义的道德置换。忠君只保留在情节的残骸中，人物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为正义和仁爱，是为弱者的平冤伸屈。化忠君护储为扬仁弘义，在戏中有几个关节点，如婴儿的啼哭唤醒了陈琳和寇珠的人性，对弱小生命的爱压倒了对王储抽象的忠。寇珠和小皇儿去冷宫，难中的李娘娘身份已经某种程度平民化，这时他俩对受难者的同情也便置换了原先对东宫的忠。道德一旦超越特定历史时空，便有了永恒的生命和审美冲击力。

　　河南豫剧院二团新版《程婴救孤》，改编的创造性也表现在将旧有的因果报应、复仇的“戏核”，转换为舍生取义和忍辱负重这样永久性、普适性的道德命题。程婴在杀子之痛和舍生取义之间，在舍生取义和深蒙大冤之间那种撕裂性的痛苦，真是让人心灵抽搐。在大忠义，大执着，大牺牲，大冤屈，大悲恸，大负重，大缄默中，民族文化人格的大美大善迸发出耀目的光芒。戏中那群体性的为正义献身，那群体性地谴责不义与背叛，使我们感受到民族文化人格的美善与健全，感受到流贯于悲剧深处的历史乐观主义。

　　上海昆剧团原创的昆曲《班昭》，是一台守护人文精神的好戏。它彰扬人文精神，提倡意义生存，使人自省自审，对当下有普适性的意义。班固和《汉书》在戏中已是文化流脉和人文价值的一种象征。全剧以对一部书的态度，写出了几种文人的命运和品格，展开了力与理、权力与文化的冲突。最难的是总体上的精致与谐和，构成一种圆融无碍的雅文化气氛和调子。不以大制作炫示于人，舞蹈素朴而有韵味。一如中国文化、中国水墨那样，在淡淡的浸洇中感到了精湛和成熟。

　　这几个戏的编导，借历史故事给人类提供了展示自身高贵品质和精神人格美的英雄形式，并将其推向极致。我们在舞台上领略这世间罕有的伟大，心中类似的精神存在便被唤醒，在价值上得到肯定，感情上引发共鸣。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也许是过时的、可反思的，但人格精神一旦具有了高贵的品质，就有了恒久的感召力，就会成为民族精神永远的营养。

　　从生活中发掘新的道德资源

　　当下不少文艺作品竞相关注的是时尚生活、高端人物、前卫意识，真正深入表现底层世相和民众命运的好作品不多，深刻发掘普通百姓道德闪光的作品凤毛麟角。而在不多的此类作品中，又常常有意无意将底层人物高端化或精英化。对底层生活的漠视和与民众真实心态的隔膜，不但容易遮蔽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内在的真实，还可能误导社会的审美风尚乃至时代的精神趋势。一些精品剧目的作者，在廓清和匡正时弊方面作了创造性的探索。他们确信最深刻的心灵冲突、最独到的人生感悟和最沉厚的道德底蕴，都潜藏在底层生活的土壤中，他们目光始终向下，执着地在底层采掘精神的艺术的新矿。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原创的眉户戏《迟开的玫瑰》，在乔雪梅这个小而又小的底层人物身上赋予了人生的大责任、社会的大担当。促成这种由小而大转化的，是她内心强大的道德力量。克己奉献从来就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崇尚的美德，只是表现方式各有特色而已。编导注重表现乔雪梅精神的普适性，更致力于发掘她心灵的当代光彩。整个戏针对当下社会的物质主义和道德缺失发问，直逼“人怎样活得有价值”这个根本问题，在当代青年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迟》剧在弘扬奉献精神的同时，热情肯定了发挥个人能力、参与社会竞争的新型价值观念。

　　总政话剧团原创的《黄土谣》也致力于表现底层生活中的道德光彩，却与上个戏稍有不同。老支书宋老秋和儿子宋建国重然诺守信用，宁负自家不负国家，有勇有志担当起债务、担当起脱贫重任，是传统美德也是革命者的新境界。但传到儿子这一代，又加进了自力更生按市场机制生财致富的新内容。全戏写象、写意并行。债务是经济的也是精神的，暗喻上一代共产党人使农民站了起来却还没能使农民完全富起来，新一代共产党人要有志气还这个债。象征和暗喻使此剧成为一个有意味的道德寓言。

　　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对道德精神和意义世界的向往和追索，从未在普通民众的心头泯灭。这种向往和追索，给平民百姓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创造动力，也给民族道德的养成提供了丰腴的土壤。在她的光照下，日常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以历史主义精神解析道德选择

　　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生命个体和精神个体，生活总是提出各种道德难题，戏剧应该开掘和解析这些道德难题，借以塑造人物、深化意蕴，以艺术的方式加深整个社会对这些问题的感悟和思考。

　　辽宁人艺原创的话剧《凌河影人》便是把皮影班主“河西红”推向了道德选择的复杂境地。这个戏用现代的舞台呈示，讲了一个连环复仇的传统故事，由于渗进了“仇情”和“国恨”而变得格外复杂纷纭。两代人的恩仇爱恨，残酷地拷问着人物的感情流向和道德选择。最后是民族大义解除了两难的情境，两家人捐弃家嫌而共赴国难，在壮烈的牺牲中发出强烈的道德之光。这个转折虽嫌简单了些，由于编导能将人物的命运与皮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将皮影象征化为人魂、道德魂、民族魂，还是相当有艺术震撼力的。

　　如果说在民族大义和家族小嫌面前，道德选择容易泾渭分明，山西话剧院原创的《立秋》则触及了更为复杂而又更难以解析的问题，从而具有了较深的历史反思品格。作者没有让戏掉进是否改革、如何改革的争论中，而是将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推进历史评断、道德评断和生命评断多重两难境地去锻打。一是“丰”（改革以追求利润）与“德”（执守以维系道德）不能得兼的两难。二是“德”与“情”不能得兼的两难。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业发展、人生情感、生命欲求三条线索在马洪翰身上交织。编导力图把握好道德伦理评断与历史经济评断的结合，把握好物质之丰、精神之德、生命之情三者的关系。又以儿子的伦理突围、女儿的婚姻突围、许家父子的新商德突围这样三次突围，来预示立秋之后终将立春的历史坦途，实在难能可贵。

　　山东吕剧院原创的吕剧《补天》，以上世纪60年代山东姑娘去新疆支边的真实事件为依据，构筑了一个道德幻境。主要情节之一是几位女青年被组织安排婚配给战争年代的老功臣，于是出现了道德难题：不解决老功臣的婚姻，对“他们”缺乏人性关爱，“分配”女青年的爱情，又对“她们”缺乏人性关爱，鱼与熊掌如何得兼？这样的婚姻，无论是老战士出于良知而放弃，还是女青年出于责任而奉献，当然都高尚，却又都会酿成悲剧。剧中对女青年沂蒙在这种婚姻面前，由开始从责任出发奉献自身，到了解对方之后逐步转化为良知和爱情的过程，作了较为细致的展示。但这种个案的合理，并不能替代对那一段生活整体上的历史反思。如何从新的时代高度来把握那个特殊时代历史、道德与感情的关系，还可以作更科学、更有创造性的开掘。作者实在给戏曲、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几乎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当然艺术作品也正是在各种难题的解决和超越中，迸发出自己的艺术创造力的。于是我们又分明感受到了艺术家的勇气。

　　《人民日报》(2006年01月19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