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公关”正反说

　　南方时评

　　刘以宾

　　昨天《成都晚报》报道:今年25岁的杜惠云大学毕业后，到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公司上班，并被公司培养成“酒公关”。经过刻苦训练，性格开朗的杜惠云没有辜负公司领导的信

　　和以往出现的不止一位“酒烈士”相比，杜惠云算是幸运的。公款大吃大喝之风、酗酒之风、酒桌商业公关之风等等，固然需要大加鞭挞，但笔者以为:无论把杜惠云这个“优秀员工”以及为陪酒而以身殉职的人作为揶揄对象，还是把杜惠云所在的公司以及“酒烈士”单位作为抨击目标，都显得有失公允。

　　一个企业，最现实的是市场化生存。既然陪酒成了能否达成合作或交易的重要筹码，企业当然会尽力把酒陪好，并千方百计利用好现有的陪酒“资源”；既然酒桌交易成为全中国、全民族的一种文化，仅凭某一个企业，当然既无能力也无责任去改变这种文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顺从；既然“酒公关”赢得了商业合作机会乃至创造了大笔利润，作为企业，为了体现分配公平，当然应给予相应的物质或荣誉回报。从杜惠云的个人行为看，为了效力于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根据企业需要，努力发挥、发掘自己的特长为公司创造价值，是职业道德良好的表现。

　　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酒文化，向来有褒有贬。依笔者看，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就任何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看，它既无所谓优与劣，也无所谓对与错。这是因为:凡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故都应得到尊重、欣赏、保护乃至继承与发扬。有网友这样写到:因为有了酒，中国历史变得形象而生动——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至于中国的文学史，更因为有了酒而让人叹为观止。但凡与酒有关的社会不良现象，很多人在进行“文化背景”分析的同时，每每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怨气撒在整体意义的“酒文化”身上，实在是一种强蛮和歪曲。仅以政府官员热衷于迎来送往、大吃大喝为例，要怪，其实应该怪现行体制为其慷公款之慨提供了太多的便利！

　　酒仅仅是一种表象，一种被使用的工具，而内里则是公权的私有、人身依附等等。即使中国素来没有“酒文化”，政治弊端、权力交易照样存在，只不过会寻找另外的工具。酒在乎什么人喝，在乎人们怎么喝。既可以文明地喝，也可以粗俗地喝；既可以适度地喝，也可以放肆地喝；既可以友善地喝，也可以赌气地喝。商业性的酒席桌上，既可能产生高雅优美的诗句，也可能充满低级庸俗的黄色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