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

　　由于把“我”变成了“我们”，就“有可能扩大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

　　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

　　和谐社会大视野⑾

　　郁建兴

　　建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精神，需要雄厚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

　　资本历来被认为是一种物质化的资源。20世纪60、70年代，舒尔茨和贝克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这可以看作是对资本概念的一种修正。而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起则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尽管这一概念建立在强大的理论传统之中，但社会资本概念得以真正流行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他于1993年发表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通过对意大利公民传统的实证研究，论证了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的相关性，而他在1995年《美国展望》杂志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更使得社会资本概念成为了大众话题。

　　什么是社会资本？根据普特南的定义，它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一概念的锋芒所指，就是个人主义。社会资本论者常常被称为新托克维尔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法国近代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批评。作为“个人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者之一，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主要弊端，它把个人从公共生活中无情地拉回到一种狭隘的私人圈子中，使人们彼此疏离，其结果必然减弱社会的凝聚力，而公民们逐渐拒绝参加社会生活，把公益生活都推给国家，也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发展提供了危险的场地和机会。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认为美国人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学说来反对个人主义，而这种利益又使他们习惯于结社和合作。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结社的国家，在社团中，“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成就共同的事业。”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在社团中人们建立起坚定的信任关系和相互尊重关系，使美国的民主转变为专制的危险性小于欧洲。普特南把这种信任关系和相互尊重关系称之为社会资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论证了它与美国民主之间存在的正相关性。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指出人们常常认定美国是个人主义至上社会的假设是错误的，美国的繁荣来自于它继承了前人所累积的雄厚社会资本，而目前社会上充斥的不信任感和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可能会使美国出现社会资本的“亏空”，而这种亏空即使可以补救，也必定要花好几个世纪的工夫才完全补得回来。

　　民主需要社会资本基础的假设支持着这样一种新的个人概念:即将他人视为公民同仁，而不是(潜在的)外人、对手或敌人。普特南说，在一个拥有高水平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由于把“我”变成了“我们”，就“有可能扩大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中而不属于个人本身，它是一个结构范畴而不是社会心理范畴。它作为一种新解释范式的重要价值在于“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的注意。”以往人们曾提出过诸多集体行动的困境，如公地的悲剧、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品以及囚徒的困境等，它们既不能只通过个人行为来解决，也不能仅仅由国家干预来解决，而繁荣的社群(community，或译“共同体”、“社区”)，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权威，可能使问题得以解决。

　　由此，社会资本概念可以激活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我们知道，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分，固然是一个独立于国家而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又必须能够使个人得以构成社会，即它还必须具有道德、伦理的含义。“公民社会”在英语中本身就兼有文明社会的含义。但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传统中，这一层含义并不突出。1989年后原苏东地区国家道德水准的明显下降，方才使得这层含义引人注目。在1989年之后的第二年，著名社会学家达伦道夫在谈到原苏东地区面临的挑战时写道:“公民社会是关键。”在他看来，公民社会的建设必需一种“精神的框架”:“一个公民社会必须是文明的，甚至是高尚的。”而公民身份意味着“一种机会，一种参与政治过程、劳动市场、社会的积极而充实的生活的机会。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有些公民美德是不可缺少的，包括文明礼貌，也包括自立自主。”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的著作成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源头之一，与公民社会的道德、伦理含义得到重视有着相似的背景，因为托克维尔把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归之于一种“心智习惯”。同样，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受到社会资本论者的重视，也是因为前者主张公民社会是“一个高道德性的公共领域”。以今天的眼光看，社会资本正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

　　为了避免把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勾连当作一种循环论证，最后我们还要提到公民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形成问题，这也是关于公民社会之为“文明社会”的可能性问题。对此，托克维尔认为自由结社是社会资本和有效率的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黑格尔看来，志愿性社团的出现，是与教育、司法等环节的发展分不开的。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形成必须以扩大自由结社为基础，而要使自由结社具有内生性、可能性，文化、教育、司法和行政等领域的建设，应该被同时看作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