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反思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的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地冲击、消解了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并为真正的、现代的公正观的形成进行了有效的铺垫。但是，严格的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是一个策略性的提法，而远远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随着中国发展进程和市场化进程的逐渐深入，这一提法已经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这一提法的第一个局限是，它降低了公正的地位，并割裂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遵循公正的基本规则，比如说不遵循机会平等的规则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取得持续的、稳定的“效率”。如果仅仅只是寻求“效率”，而不遵循必要的公正规则的话，那么，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社会成员、一些社会组织使用种种不公的方式如特权、垄断等等以获得短期的效率，从而造成一种畸形、有害的经济状态，而不是一种健康的经济状态。这样的话，也许在短时期里，确实会取得某种“效率”，但从长远考虑，必将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低效率，并造成大量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

　　这一提法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忽略了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者——政府对于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中，没有体现出政府对于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责任。政府是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政府对于社会成员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尤其是在现代化建设的初中级阶段，政府对于社会成员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显得更为突出。就此而言，政府的具体责任至少包括：其一，对社会成员普遍的基本需求有所增益。社会成员的需求是多个方面的。政府的政策制定应当基于社会成员这些需求来进行，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求。其二，社会政策的制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本应注重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滞后的情形。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现在只是重视经济政策，而忽略了社会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无法有效地应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其三，直接为社会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一提法还颠倒了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基本途径的关系。这恐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最为严重的缺陷，也是这一提法之所以存在其它许多失误的症结之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将经济效益问题放到了一个过于绝对化的地步，实际上是将之视为发展的基本目的。它没有看到，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而且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位的发展。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之下，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应当具体表现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义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相反，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而这样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既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么，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就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的。而要实现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实现发展基本价值目的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是从属于前者的。因此，如果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颠倒开来，便会使发展进程走形变样，无法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既然这一提法存在着上述诸多的重大缺陷，那么，如果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便会给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造成一系列实际的负面影响。这至少表现在：助长畸形的经济行为；加重而不是缓解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与下岗问题、贫困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形成这样的看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适应于市场经济因素初步形成时期的提法，曾经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其自身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对之做出必要的矫正。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把公正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以公正为基本出发点，促进社会经济全面而协调的发展。只有立足于公正的基本理念与规则，才有可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与合作程度；才有可能既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秩序，又逐步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