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恰逢其时

　　最近，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在《提“效率与公平并重”为时尚早》一文中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提法，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这一口号应当有所改变。他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是市场经济分配的惟一原则，其准确性、时效性仍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将这种口号予以普遍化，“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现在，“基尼系数迅猛上升和收入差距迅猛扩大的后果日益明显。”刘国光先生的这种观点说明，在对待公正和效率关系问题的认识上，经济学家有所深化，向前迈了一大步，开始同社会学学者、伦理学学者

　　不过，中国社会应当在什么时候开始扭转贫富差距过大现象亦即改变基尼系数过大现象的问题上，刘国光先生认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应当等到2010年，因为“大约2010年左右，人均GDP可达1500美元左右。到那时，基尼系数将倒转为下降趋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将趋于完善。那时我们可以将耳熟能详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淡出’。”笔者认为，刘国光先生这种具体的看法是不能够成立的。就中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恰逢其时。理由如下：

　　第一，以人均GDP1500美元作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的转折点并不合适。固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1500美元时开始看重公正问题。但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同这些国家和地区很不一样。中国人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已达到极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是特别的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尽管这种大同思想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色彩，但是，它毕竟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这种历史的情结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阶层，几乎都对公正问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根据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等人的调查，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四分之三的人认为收入差距太大了。即便退一步讲，以人均GDP1500美元作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的转折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国际汇率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左右，但是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尺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已经远远超过了1500美元，已经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的时候。

　　第二，公正、体系化的社会政策发挥实际的作用需要一定的延缓期。从观念的转换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的出台需要一个过程，而从政策的出台到政策发挥实际的作用又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声令下，决策与执行部门的观念忽然就发生变化而迅速制定公正的、体系化的社会政策，也不能指望社会政策一旦形成就立杆见影，使得贫富差距即刻减小、基尼系数即刻下降。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一个十分艰巨而且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本来，单纯解决城市居民之间或者是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难度就已经很大，而要同时解决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这是因为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涉及到要改变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具体又要涉及到城市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等。基于政策的相对滞后性的特点，我们现在必须马上着手制定公正的、系统的社会政策。即便如此，中国要指望这些社会政策发挥出实际的效应，使得基尼系数在2010年左右从根本上出现下降的趋势，恐怕都是偏于乐观的估计。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惯性基尼系数还有可能继续走高。

　　第三，如果依旧按照原有的口号去做，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妨碍了“共享”目标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共同富裕”。“惠及十几亿人口”、“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党和政府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郑重承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现在起着手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否则，这种承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国民众实际生活水准的普遍提升将成为泡影，同时，党和政府的信誉也将严重受损。另一方面，经济领域的效率也会蒙受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效率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忽视。问题在于应当怎样取得效率，应当取得什么样的效率。必须看到的是，经济领域内也存在着一个公正的问题。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指出，“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可见，如果我们只是把公正放到了一个“兼顾”的位置，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之下可以不遵循公正的规则，不遵循机会平等的规则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来谋求经济效率。于是，种种非法的“致富”方式便会不可避免地流行于社会。其结果是，经济形态本身必然会表现出一种病态的情状，从而妨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且，经济效率将会由于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而缺乏可持续性。

　　第四，如果依旧按照原有的口号去做，其结果必然有损于社会的安全运行。一个没有收入差别或者是收入差别过小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然而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贫富差距小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多，社会就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倾覆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就会发现，凡是基尼系数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情状。应当承认，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不断加重的态势，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直接或间接所引发的。人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人们一无所有时，就希望强力改变现有的社会，以便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但是，当人们普遍拥有了像样的家庭财产时，就会希望社会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所以，要想使社会得到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就必须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形，必须培育一个庞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人群。

　　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显然，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时候了。围绕着这一问题，我们应当做许多事情，其中一项重要的事情便是应当不失时机的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3/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