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一旦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确定了某种经济目标，就会想方设法地予以推进；甚至对于一些超出实际需要和实际承受能力的豪华型的公共建设，更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拼命贷款透支也要上。但是，对于促进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某些目标，对于改善基本民生问题，哪怕是十分初级的目标，则很容易出现以种种借口尤其是以社会公正的相对性为借口而予以轻视和拖延的情形。任何事情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纯粹的、绝对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不作任何事情。社会公正也不例外。我们固然
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来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公正，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不重视社会公正问题的理由。比如，经济状况也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经济同样也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以社会公正的相对性为理由，认可目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变性。应当看到的是，脱离实际状况而盲目追求社会公正是一种失误；同样，当国家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实力而仍然不重视社会公正问题，恐怕也是工作的失误和时机的贻误。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当某种条件具备时，就应当不失时机地促进阶段性的社会公正。在这方面，韩国和台湾省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现代化建设的早期阶段，韩国和台湾省就十分重视社会公正问题，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出现。通贯整个“起飞”阶段，韩国和台湾省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其基尼系数始终没有超过0.4。
具体到中国社会来说，我们现在固然没有能力建成一个高级的或是中级的社会公正保障体系，但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财政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04年，财政收入已经突破了26000万亿元，如果加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实际的财政收入已经突破了30000万亿元。另外，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7000亿美元。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正保障体系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就建立低水准、广覆盖、有时效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而言，国家每年拿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便可。这个数字还不到国家每年实际财政收入的一半，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已经造成全方位的负面影响：从社会层面来看，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左右，由社会不公正所引发的种种社会不稳定现象如群体性事件无论是究其数量而言还是规模而言，都在迅速扩张，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全运行；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已经影响到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布下了种种障碍；就是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危害更是明显。现在，社会不公正问题已经严重地妨碍了内需扩大的问题，2004年中国的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的最低点53%，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动力严重削弱；同时，使得中国经济只好过度地依靠外贸拉动，中国经济2004年对于外贸的依存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20%左右的水准，达到了空前的70%。显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对社会公正问题仍然不重视的话，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实在耽误不起了。显然，是否真正地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财政能力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的基本理念是否到位的问题。需要看到的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当中的一条主线。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以及“十一五规划”都要求我们应当将社会公正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有鉴于此，我们应当积极地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切不可以社会公正的相对性等理由为借口，来拖延社会不公正问题的解决。
原载《南方周末》2005-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