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高度重视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

　　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国，中国社会里各种同公共事业相关的难题层出不穷，而且纵横交错。与之相适应，中国社会进行公共投入的投向、种类也必定是多方面的。而在公共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形之下，公共投入不可能在多个方面同时实施，同公共事业相关的各种难题不可能同时解决，在某个具体时段当中公共投入必须有重点地进行。于是，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公共投入应当有一个次序的排列，最为重要者理应置于优先的位置，而不能被颠倒。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不仅事关社会的公正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

　　如何确定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显然，应本着先考虑基本的民生问题、再考虑发展的原则进行安排。对于这一点，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颇有着启发的意义。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体系分为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的需要，按照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来说，前一个需要层次得以满足之后，便会出现对后一个需要层次的要求。虽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同公共投入的顺序还不是一回事，也谈不上完全的一一对应，但是，此说对公共投入优先次序的确定仍有启发意义：它可以提醒人们，就公共投入的次序而言，有基础者、次基础者、再次基础者之分，因而其优先程度也有区分。显然，基本的民生问题属于基础者，应当放在优先的位置。还有必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对某项“基础性”的公共投入，也不能一味予以绝对化的理解，试图将之实施得至为完善。这是因为，如果某一“基础性”的公共投入已实施得大致差不多时，应不失时机地将注意力转至“次基础者”，否则，不仅会造成某种意义上的浪费，而且会由于造成某项公共投入实施得“过度”，同时却又存在着另外的公共投入实施得“不足”的情形。

　　反观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实际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像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等事情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在这些方面的公共投入却是少得可怜。以扶贫解困为例，2002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809万户、2053.6万人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即便如此，实际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12.6亿元。相比之下，是另一方面的巨额公共投入。例如，近年来国家花费了8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建成了20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准备投入2800亿元打造新北京、新奥运，各地拟斥资2000亿元建设城市地铁，拟投入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迎接上海世博会，每年全国的公务用车费用远超出1000亿元，各地的机关办公大楼的建设费用加起来不会少于几千亿元，等等。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以及义务教育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中国现阶段中的贫困、社会保障以及义务教育等等问题之所以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财政总实力的不足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公共投入次序的颠倒。

　　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会严重的负面作用。一方面，在一个总体发展水准比较低的国家，“豪华的”、大规模的公共投入实际上是一种铺张浪费，它挤占了宝贵的公共资金，耽误了解决基本民生这一社会当中最为基础需求问题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它使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之间越来越趋于脱节，从而使得其本应具有的“公共”意义大为降低。因为公共投入的目的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费物品，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果实，使社会合作的程度及社会整体发展的质量不断得以提升。

　　正确理顺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以民生的基本问题为公共投入的重点，对于实现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对于促成中国社会持续而健康的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均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如果每年拿出1000亿元的资金用于解决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那么，几亿农民的生活将发生巨大的改观，农村的贫困问题将基本消除，同时，还将极大地拓展农村市场，大幅度地提升农村的内需拉动力，有效地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并使城市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再比如，如果每年拿出一笔可观的资金、再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用于社会保障的建设，那么，不仅可以使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而且，由于人们免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可以将本来用于防老的储蓄的一部分拿出用于消费，甚至可以进行贷款性的提前消费，这无疑会大面积、大幅度地拉动内需，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原载《南方周末》200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