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以来，随着时代条件的急剧变化，平等和自由在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表现出某种畸轻畸重的情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初步获得了平等，但同时却丧失了自由；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初步获得了自由，但同时却丧失了平等。而缺少自由的平等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缺少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自由。畸轻畸重的平等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社会通过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实现了大面积的平
等：以往阶级之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被消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获得了解放，大众教育迅速普及。这种平等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并且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理论，所以，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同时也使得平等逐渐地丧失应有之义。具体来说，这会造成两个十分有害的结果。一个结果是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公权几乎得到无休止的扩张，个体人必须依附于某个单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拥有自我选择的空间，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动的权利；况且，从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出发，显然是阶级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不过是阶级的附属物，所以，在涉及到国家、集体同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毫无疑问地是前者对于后者的绝对优先位置，为了前者的利益哪怕是很小的利益，也可以牺牲后者很大的利益。另一个结果是，形成新的身份等级制。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为两个在生活及工作待遇上有明显差别的、十分不平等的身份系列；而基于当时阶级分析理论，则形成了以个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为依据的先赋性的阶级身份系列，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身份系列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这些，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活力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提法的摒弃，中国民众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和身份系列开始瓦解，社会成员开始具有了个体人所应当具有的自我意识，具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其自由的程度开始大幅度地提高，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基于自由的创造，初步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业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为限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的处境之所以大为改观，就是因为其人身同以往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同时还应看到，当时人们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种初级的自由，是一种缺乏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的自由，远远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因而不可能具有长期稳定的意义。当中国市场经济意识开始普遍形成的时候，各个群体出现了相互竞争的情形。这时，缺乏资源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社会群体必然会面临着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处在十分不利的、弱势化的境地，其基本利益往往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平等规则的阙失会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出现严重的问题，使整个社会陷入某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同时也会使自由出现变异的情形，即：一部分人的自由损害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这进而会使处在强势位置的群体凭借着资源的优势和无序的“竞争”，使自己原本“基于自由创造”的行为变成一种“基于为所欲为的扩张”的有害行为，使市场经济丧失起码的平等性，甚至会造成少数人的资源得到极大的、超常规的扩张的情形。中国社会当中之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此。对于此种现象，如不进行有效的阻止，便会严重损害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扭曲中国社会基本的制度安排，损害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且这种负面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累积的情状。
显然，畸轻畸重的平等和自由是片面、有害的。平等和自由两者应当是相互平衡、相互促进的。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时期是多事之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群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必然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保护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至关重要。在中国现阶段，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求得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协调，尤其是要特别注意防止“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情形的发生。唯有如此，方能促成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方能建构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
原载《瞭望》2004第32期，2004年8月9日
